江姐（著名革命女烈士）名字，江竹筠，读jiāng zhú yún。
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1949年11月14日），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人，中国共产党地下时期重庆地区组织的重要人物，为中国共产党追认的女烈士。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婚后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8年，彭咏梧在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任上战死，江竹筠接任其工作。
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被捕，被关押于位于重庆的国民政府军统渣滓洞集中营，遭酷刑仍拒屈、拒不交出军统所要的中共地下党情报；1949年11月14日，重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之际，被国民政府军统于渣滓洞监狱所杀并毁尸。
2009年9月江竹筠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单。
扩展资料：
一、姓名演化
江姐刚出生时取的小名叫雪琴，从5岁发蒙读书始，父亲给她取的学名叫“江竹君”，到她被捕入狱之前就再没改变过。至今存世的1940年中华职业学校发给她的修业证书和她随后考入国立四川大学的入学登记表上，都写的是这个名字。
后来换了一个字的“江竹筠”，是她被捕入狱后临时取的化名。但这个化名并没有改变她名字的读音，只是用了一个同音字而已。
二、红色遗书
江姐在临刑之前写下了一封托孤遗书，是写给安弟（江姐的表弟谭竹安）的，当时江姐是用筷子磨成竹签做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写下这封遗书，信里满载着江姐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浓浓的思念之情。
三、遗书中展示柔情一面
2007年11月14日，在江姐牺牲58周年这天，这封人称“红色遗书”的文物终于在三峡博物馆向世人揭开了尘封已久的秘密。
信中大概说道：“我们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上一年6月），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
假若不幸的话，云儿（指江竹筠、彭咏梧两烈士的孩子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江姐的这封遗书展示了江姐鲜为人知的柔情一面。
四、遗书中屡次提到儿子
这封遗书长约十二厘米，纸面粗糙，因年代久远，已开始泛黄。“这是江姐就义前最后的一封信件。”三峡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江姐既是一位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普通女性，一个孩子的母亲。她在信中屡次提到儿子彭云。
工作人员说，人们都认为革命战士是钢铁铸成，其实英雄也有温柔的一面，江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除了革命事业外，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孩子，“遗书字迹相当潦草，不时出现涂改墨迹，可见当时江姐心中对孩子的牵挂之情。”
五、竹筷削笔烧棉做墨
在阴森恐怖的渣滓洞监狱里，江姐悄悄写下遗书，又把遗书送出监狱 。当时，江姐住在渣滓洞监狱女二号牢房，工作人员说，在遇难前两个月，江姐给表弟谭竹安写下了这封遗书。当时，监狱中对犯人的控制十分严密，江姐根本无法弄到笔墨写信。
后来江姐偷偷藏起一根竹筷，在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把竹筷一端磨尖当笔，然后拆开棉被，把一些棉花烧成灰，调些清水，就成了墨水。
用自制的笔墨，江姐在一张草纸上写下了此信。遗书写好后，江姐通过一个看守，悄悄把信带出了监狱，辗转交给了她的表弟谭竹安。解放后，谭竹安将这封宝贵的遗书交给了博物馆并保存至今。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江姐
江竹筠烈士
从小说《红岩》到电影《烈火中永生》，从歌剧《江姐》到电视剧《江姐》，江姐成为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楷模而家喻户晓，其创作原型——1949年11月14日牺牲于重庆解放前夕的江竹筠烈士也广为人知。
然而，但凡体现江姐本名“江竹筠”的语音传播方式，都要面对“筠”在yún、jūn两读中何去何从的困惑：电视片《电影传奇·烈火中永生》读作yún，电视剧《江姐》读作jūn……不少人以《现代汉语词典》为据——“筠yún <书>①竹子的青皮。②借指竹子。”“筠jūn 筠连（jūnlián），地名，在四川。”认为江竹筠的“筠”只有读作yún，才符合比喻人品挺拔、坚韧似“竹”之义。
《辞源》亦如是说：筠，读yún（古时并无二音），本义为“坚韧的竹皮”。《礼·礼器》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另“引申为竹之别称”，唐韦应物有诗：“青苔已生路，绿筠始分箨。”不难认定，衡量人名、地名的用字与读音正误，应以“是否符合所在名称本义”为基本尺度，即据“义”定字（音）。由此，“筠”在一般涉“竹”领域读yún是理所当然的。
且看：今江西高安市于唐武德七年（624年）由米州改置筠州，《太平寰宇记》称其“以产筠篁为名”（篁，竹林，并泛指竹子），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因与理宗皇帝赵昀之“昀”（yún，日光）同音而改称瑞州；今市人民政府驻地“筠阳镇”，也以产竹（筠篁）且位于锦江北岸得名。因此，无论古之筠州、今之筠阳镇，据义读“筠yún”顺理成章，被避讳的赵昀之“昀yún”也堪为佐证。
不过，“一般”总是相对“特殊”而言，1957年确定四川筠连县的“筠”读jūn即为特例，“筠”也从此成为多音字。筠连，唐之筠州、连州，前者“多筠竹”，后者“四面皆山，一色相连”，元代合并为“筠连”州，明洪武四年（1371年）降为县。既然公认筠连之“筠”言其“多筠竹”，为何不能在普通话中读yún呢？若仅出于个别照顾边远地区的方言习惯，日后应有再商榷的余地。
古往今来，形成汉字异读的根源大致有二：或因汉字特点，如一音多字、一字多音（多音字）、一字多写（异体字）及异字通用（通假字）；或因方言特点，如普通话的“异音字”在方言中往往变成“同音字”，南方方言尤甚。由此，地名中常见换“字”存“音”之举：福建厦门（市）的“厦”，早年写作“夏”（一说还用过“下”），明清时定为按闽南方言与“夏”同音的“厦”，1957年因厦门而为普通话“厦shà”增设异读音xià。
欲说人名，先谈地名——二者互为来源，读音纠葛相通，处理方式也可借鉴。江竹筠是四川人，必然按四川方言“均”“匀”不分、以“均（筠）”代“匀（筠）”的习惯用字、读音，其“筠”至今也是两读各有依据：在方言，若仿效本省地名“筠连”读jūn，正常如前车后辙、合情合理；在普通话，以“筠”涉“竹”而据义读yún，也是理直气壮、无可置疑。既然社会应用只能择取其一，就需要探讨此“筠”不同于彼“筠”的独到之处：
从存世的烈士遗物得知，“竹筠”并非江姐本名，此前写作“竹君”并用于她29岁生命的至少三分之二时间：图1——1941年（民国30年）7月，×淞中国公学附属中学“查学生江竹君，年廿岁，四川富顺人，曾在本校高中一年级修业期满”的《证明书》；图2——同年9月8日，重庆中华职业学校颁发“学生江竹君，系四川省富顺县人，现在教育部指定本校办理之会计职业训练班修业期满”的《证明书》。
竹君，兼有竹之筋骨、君子风范，作为人名已无可挑剔。江姐在成年之后由“竹君”改名“竹筠”，应视为易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需要：改换字形，书面上判若两人；字音不变，亲友、同志间交往依旧；至于字义，当时似无一并变化的考虑——古代涉“筠”词汇筠竹（斑竹）、筠筒（竹筒）、筠管（笔管）、筠箭（箭竹）之外，用“竹”与近义（竹皮）或同义（竹）之“筠”组词，不像深思熟虑的结果。
今日“筠”的读音分歧，应为源远流长的方言使然：“君”“筠”韵母相同，在四川方言的读音难分伯仲，而普通话则要通过正音使两者明显区别。老一辈语言文字学者有话，自古换“字”容易改“音”难：江西会昌县筠jūn门岭，地处赣、粤、闽交通要冲，先以驻军得名“军门岭”，后因物产筠竹改“军”为“筠”。可是，先来的“军jūn”口口相传、根深蒂固，后到的“筠”纵有字义“筠竹”支撑也难以读yún。
既然江竹“君”——江竹“筠”一脉相承，不妨借鉴地名中的“夏”门——“厦”门、“军”门岭——“筠”门岭方式：字音从前者，字形从后者，作为人名的特例处理。即：为避免先烈江姐的本名前后读音各异，宜尊重本人生前初衷与习惯，以江竹筠之“筠”照旧读jūn告慰英灵。
图一 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