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分析表明,中国经常性(或贸易)账户盈余大幅攀升的直接主要成因,包括人民币汇率低估、外资增长过快、外国需求旺盛和国内消费不足。如果要在数年内明显改善国际收支平衡,一个可能的政策组合是: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年均升值约2.5%;将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增长控制在零左右;加速资本项目管制的开放;切实拓宽外企在中国的融资渠道(包括允许外企发债);逐步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争取在一年内分几次将每日波幅扩大到上下2%)。
贸易盈余高增长的后果
与中国国际收支盈余的原因分析相比,对后果的判断更加困难。因为大规模国际收支盈余带来的主要影响(尤其是全球性影响)是增加了一系列的风险,而非当期的经济损失,短期内它对本国经济增长甚至有益处。这些风险只要不成为现实,多数人无法直接感受到其威胁;但一旦变成现实,后果几乎无法估量。这也是这种风险往往被低估的重要原因。
具体来说,我认为中国国际收支盈余大幅上升带来的主要风险包括:
——国际经济不平衡的增大,可能带来国际汇率(尤其是美元)和全球经济的突然大幅调整。在美国巨额经常性赤字条件下,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由于恐慌而导致的美元下跌,美国市场利率大幅攀升,经济突然陷入衰退。美国的经济衰退会导致新兴市场国家更大幅度的经济衰退。
——中国的国际收支盈余如果持续高速上升,会导致今后出现人民币汇率突然调整(以及中国经济调整)的风险。如果中国的汇率和经济出现突然的大幅调整, 对其它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和地区)和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会有很大冲击。
——国际收支不平衡,必然导致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增加。按美国的统计,去年美国720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赤字中,约30%来自于对中国的赤字,是所有单个国家中最大的。中国作为国际收支盈余大幅增长的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调整政策的政治压力。
——中国国际收支盈余的高速增长,带来流动性过剩和货币政策的被动。流动性过剩可能带来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在外汇储备高速成长条件下,外汇储备收益远低于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收益率这一矛盾将日益突出;而一旦出现汇率大幅调整,中国外汇储备将面临巨大损失。
贸易盈余增长的成因
目前,中国的国际收支盈余主要来自于经常项目的盈余。从理论上讲,解释经常项盈余的可能因素至少包括:汇率被低估;内需不足(在此背后,又有理论认为消费不足可能来自于储蓄率过高、投资率过低等);财政赤字减少(此为双赤字理论);外商投资增长(其它国家将对美国的贸易赤字转移到中国);进口替代,等等。
我们用公开的数据对上述理论判断的有用性作了一些直观的判断。得出的初步结果是:
第一,2002年来实际有效汇率有所贬值,与经常性盈余基本同步,这似乎是贸易顺差上升的一个原因;
第二,2003年来中国内需增长基本稳定,直观上不成为进口增长乏力的主要理由;
第三,财政赤字的变化直观上似乎与经常性盈余没有关系;
第四,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与经常性账户盈余呈正相关。
我们进一步运用VAR模型对中国贸易盈余增长成因所作的实证分析显示:
首先,各因素对贸易盈余/GDP比重变化的贡献的排序为:汇率、外资、外需、内需。在过去11年中,汇率的变化解释了贸易盈余占GDP比重变动的34%, 其次为外资(31%)、外需(25%)和内需(10%)(见下图)。
数据来源:德意志银行
其次,贸易盈余/GDP比重对汇率、外资、外需、国内消费的弹性分别是0.4、0.08、1、0.08;即名义有效汇率、外企在出口中所占比重、OECD国家GDP增长率和中国国内消费各下降一个百分点,将分别造成中国贸易盈余/GDP比重下降0.4、0.08、1、0.08个百分点
因此,假设中国的政策目标是,在三年内逐步将贸易盈余占GDP比重下降为接近于零,则根据本模型,所需要的主要变化包括: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累计升值7.5%;外企占出口比重从目前的57%降低至50%;OECD国家GDP增长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它们分别能使贸易盈余占GDP比重减少3、0.6、1、0.1个百分点,总计4.7个百分点。
政策含义
以上分析的政策含义在于:
第一,各国政府采取合作,主动、有序地调整国际经济不平衡,将有助于减少主要汇率出现突然大幅调整的风险。
第二,虽然汇率不是决定贸易盈余的惟一因素,但实证研究表明,与其它可量化的因素相比,汇率的相对作用更为重要。
第三,如果要在若干年内逐步达到国际收支平衡,一个可能的政策组合包括:
——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年均升值约2.5% 。但如果假设美元对其它货币持续贬值,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则应比年均2.5%更快。比如,假设美元对其它货币在三年内年均贬值3%,则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就需达每年4.5%,才能达到名义有效汇率升值2.5%的目标;
——采取一系列政策,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控制在零左右。具体措施可包括实行两税合并,提高地价、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等手段;
——加速资本项目管制的开放。具体来说,比如,可以考虑将个人无条件购汇上限提高至每年10万美元,允许企业无条件购汇500万美元,为减少资本净流入进一步创造条件。目前,虽然决策者思路已经开始转变,但实际操作中“宽进严出”的现象仍比比皆是;
——切实拓宽外企在中国的融资渠道,尤其是允许外资企业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将有助于减少资本净流入对人民币的压力;
——逐步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争取在一年内分几次将每日波幅扩大到上下2%),从而减少投机资金在风险调整后的投资收益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本流入的压力。
第四,改变其它变量(包括刺激内需,调整财政政策,调整出口结构等),给贸易盈余所带来的改变在统计上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意义。■
作者为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此文原载于《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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