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
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译文】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
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
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
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 *** 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
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
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
然 *** 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译文】 从前，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
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
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
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这样，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
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也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 *** 倍贷以给上之征矣。
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 *** 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
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译文】 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
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
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
—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
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
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
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
奸巧不生 *** 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译文】 从高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期早，凋落期迟，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
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
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
农民卖儿卖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无法互相超过。
这样，农民专—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
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裕。没有奸巧之事人民又会安定。
富裕而安定，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
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
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
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
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
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
原文：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解释：治：治理；安：安定。治理国家，安定人民。
在贞观九年（李世民的年号），唐太宗对侍卫官说：“以前（隋文帝）刚刚平定京师的时候，宫里面美女古玩满院。（然而）隋炀帝仍然不知足，不断征求，同时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百姓不能忍受，于是导致了（隋朝）灭亡。这些都是朕（皇帝自称）亲眼目睹，因此（我）日夜努力，只希望清白英明，使得天下太平无事。于是才能（官吏）不盛行兵役，年年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理国家犹如栽树，数的根部不摇摆，才能枝叶茂盛。君主英明，百姓怎么就不能够安乐呢”
大凡治理国家的方法，必须首先使百姓富裕起来。
百姓富裕就容易统治，百姓贫穷就难以统治。凭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百姓富裕就能安心地生活在家乡并且重视自己的产业，安心地生活在家乡并且重视自家的产业就尊敬官吏害怕犯罪，尊敬官吏害怕犯罪就容易统治。
百姓贫穷就不安心生活在家乡，并且轻视自家的产业，就敢于冒犯官吏违犯法令，冒犯官吏违犯法令就难以统治了。所以太平无事的国家中（百姓）长久富裕，动乱多事的国家中（百姓）长久贫穷。
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须首先使百姓富裕起来，然后（才能）统治他们。对着找吧。
【原文】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译文】
但凡治国的方法，必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凭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不敢怠慢皇上而畏惧刑罚，尊敬皇上、畏惧刑罚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冒犯皇上违犯法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长久富裕，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为了实现 “富民”目标，管仲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为重要。
为了发展农业，必须首先“劈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市民，勉稼樯，修墙屋”，以实现“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主之大务也”，“地僻举 *** 留”的经济政治主张。在古代，民经济非常单一，农业生产一直是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历来为一切有为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所重视，而管种比其他绝大多数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在于，他不仅重视农业生产，而且，也十分重视工商业。
他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他说：“无市， *** 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务本饬末则富”。因此，他根据齐临近东海盛产鱼、盐的优势，而发展渔、盐业，并设立渔、盐、铁官职进行行业管理，特别是鼓励渔、盐市易，以适应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用太史公司马迁之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来表述当时们求财的现实愿望自然十分妥贴。
管仲的经济改革思想还明显体现在赋税改革方面。他实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实物税政策，次地轻征，增产多得，“与民分货”，目的在于提高种田的生产积极，促使他们增加产量，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自然， *** 所得赋税收入也随之增加。
同时，在主张征收土地实物税的前提下，对增加税、房屋税、牲畜税、户税、关税和市税等各种工商杂税来鼓励工商业发展，以分配和协调社会财富，维护工商业利益，来达到“民富则易治也” 的政治目的。他还对重税盘剥，主张取于民有度。
他说：“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虽大必危。”
鉴于当时地力、民力都有限，他主张：对土地每两年征税一次，税率从白分之十到三十不等。年十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十取一，饥年不征。
为了规范市场，打击富垄断者，控制他们与民争利，管仲还采取了向富者征收消费税的经济手段。 此外，管仲在对外贸易、货币、价格、粮食生产与流通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并进行了许多功的实践与探索。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
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译文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
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
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译文】 之所以说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是因为不能管教好家人而能管教好别人的人，是没有的，所以，有修养 的人在家里就受到了治理国家方面的教育：对父母的孝顺可以用于侍奉君主；对兄长的恭敬可以用于侍奉官长；对子女的慈爱可以用于统治民众。
《康浩》说：“如同爱护婴儿一样。”内心真诚地去追求，即使达不到目标，也不会相差太远。
要知道，没有先学会了养孩子再去出嫁的人啊！ 一家仁爱，一国也会兴起仁爱；一家礼让，一国也会兴起礼让；一人贪婪暴戾，一国就会犯上作乱。其联系就是这样紧密，这就叫做：一句话就会坏事，一个人就能安定国家。
尧舜用仁爱统治天下，老百姓就跟随着仁爱；桀纣用凶暴统 治天下，老百姓就跟随着凶暴。统治者的命令与自己的实际做法相反，老百姓是不会服从的。
所以，品德高尚的，总是自己先做到。然后才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先不这样做，然后才要求别人不这样做。
不采取这种推己及人的恕道而想让别人按自己的意思去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 和家族。
《诗经》说：“桃花鲜美，树叶茂密，这个姑娘出嫁了、让全家人都和睦。”让全家人都和睦，然后才能够让一国的人都和睦。
《诗经》说：“兄弟和睦。”兄弟和睦了，然后才能够让一国的人都 和睦。
《诗经》说：“容貌举止庄重严肃，成为四方国家的表率。”只有当一个人无论是作为父亲、儿子，还是兄长、弟弟时都值得人效法时，老百姓才会去效法他。
这就是要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 好家庭和家族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