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王阳明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他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其心学思想受到禅宗的深远影响。通过考察王阳明与禅宗的关系，能看出儒释合流对中国文化的塑造之功。
一
阳明一生学术多变，早年曾执意于释道，思想中融入了诸多禅道内容。王阳明在《传习录·上》中交代：“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为不足学。”在其很小的时候就对佛道两家抱有极大的热情和兴趣，谓儒不足学。此外在《王文成公全书》卷九《谏迎佛疏》中，王阳明也曾说到“臣亦切尝学佛，最所尊信，自谓悟得其蕴奥”。在《传习录》中处处可见禅宗式的智慧，其中记载了王阳明与友人讨论深山花树自开自落是否与心相关的话题，“你未看此花，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段类似禅宗的偈语与六祖慧能所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非常类似。
王阳明著名的“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亦从《坛经·定慧第四》中的“定慧一体，不是二”脱胎而来。“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个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不善的念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的宗旨……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坛经·般若品第二》：“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主张心口相应。在《坛经·定惠品第四》中言：“定惠一体，不是二。定是惠体，惠是定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强调体用不二。王阳明也说“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①]二者甚相契合。
二
王阳明生平另一重要思想为“致良知”。王阳明在《寄正宪男手墨二卷》说过：“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②]“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③]，世间万物都是具有良知的，良知就是主体作为人而异于禽兽的自我认同感，“致良知”就是推己及人。“致知”二字原本出自《大学》，而王阳明却把它称作“圣教的正法眼藏”、“学者究竟的话头”。用禅宗语言“正法眼藏”、“话头”等语形容“致良知”，可见他对禅语的偏爱。《坛经·般若第二》宣扬“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王阳明也主张“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启问道通书》）
据黄绾记载，阳明曾以《坛经》为教材，“令看六祖《坛经》，会其本来无物，不思善，不思恶，见本来面目，为直超上乘，以为合于良知之至极。”[④]所以思想中不乏《坛经》精髓，同时在“良知”学说上与《坛经》相契合之处甚多。
《坛经·行由品第一》中记载惠能：“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⑤]惠明言下大悟，如人饮水，冷暧自知。此处指既不力持趋善也不心存避恶，唯任其自然，内观心之本体。阳明弟子陆澄（字原静）视作不睹不闻、无思无虑的一种状态，在此前提下做体认和修养的工夫，便能达到宁静自在的境界。王阳明在《答陆原静书》对此有所修正：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今既认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说矣。“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之患。……欲求宁静，欲念无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宁静。良知只是一个良知，而善恶自辨，更有何善何恶可思？良知之体本自宁静，今却又添一个求宁静;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个欲无生;非独圣门致知之功不如此，虽佛氏之学亦未如此将迎意必也。[⑥]
按照王阳明的理解，佛教的“本来面目”就是“良知”。而“致良知”之功即佛教之“常惺惺”[⑦]。而他所强调的“这良知人人皆有”和“人人皆有佛性”是相通的。“不思善不思恶”是指排除一切思想欲念的功夫，以体认本来佛性，使本体还原本来面目。“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这里的本体很同于禅宗的“本来面目”，而这种良知是不假外求的。
只不过阳明在此次对佛禅之自私自利进行了批驳，认为在“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的工夫，已染“思善”之嫌；佛禅之求宁静、念无生，已患“自私自利”之病。同样在《答陆原静书》中，阳明还把“致良知”和禅宗的明镜之喻联系了起来：
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皎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⑧]
“无所住而生其心”源自《金刚经》：“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能做到不执着于外事，时时注意心灵的清净，就能契悟佛性。阳明所要阐发的也正是此意，只有在“致良知”上下工夫，使心无所执着，才能使良知“皎如明镜”。也说明良知本体无妍无媸，无善无恶，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据《坛经·行由品第一》载，五祖弘忍为六祖慧能说《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慧能一时大悟，乃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五祖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慧能重视文句简单，透彻发挥无相、无住思想的《金刚经》，提倡单刀直入的顿教，强调众生若证见自我本性，就获得解脱成就佛果了。
此外，禅宗之“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被王阳明吸收后也组成了其哲学体系最重要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尤其具有禅偈之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尤如佛家所说的非善非恶，常寂常应的佛性。心学和禅学在讨论到最高的本体（儒曰心，良知，佛日佛性，真如）之时，都认为这本体在没有展开之前，是寂然不动的，是无恶无善的。阳明以禅之“本来面目”喻儒之良知这一“援儒入佛”的做法其实在本质上是有共通性的，阳明弟子胡宗宪（1512-1565）指出：“良知皆实理，致知皆实学，固非堕于空灵，一与事物无干涉，如禅家者流也。然‘明心见性’与先生‘致良知’之说亦略相似，若认错本旨，则高者必以虚寂为务，而离形厌事；卑者则认知觉为性，而自信自便。此则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非先生立教之本旨矣。”[⑨]陈来先生认为：“阳明所有关于无善无恶的思想可以归结为《金刚经》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以及《坛经》的‘无念、无相、无住’”[⑩]这些都看到了阳明学说与禅的紧密关系。
禅宗以顿悟为特色，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无迹可循。王明阳“致良知”说是心学成熟的重要表征，与以《六祖坛经》为代表的禅宗正统基本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刘宗周认为“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这也道出了阳明之学与禅宗的亲密关系。
三
释氏学说在人的心性修炼方面的阐释，较早期儒家经典要更为详尽系统，因此，理学在这方面对释氏学说有所借鉴，但是不同儒家学者对于释氏学说的批判力度也是不同的，这很容易理解。阳明先生对于释氏学说虽有批评，但口气相当缓和，认为释氏学说和圣人之学仅“毫厘之差”，这毫厘就在于释氏以虚无主义为根本宗旨，但是其修行方法和对于成佛的坚定信念是值得借鉴的。王阳明明确表示：“释氏之学，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为异者，惟在于几微毫厘之间而已。亦何必讳于其同，而遂不敢以言；扭于其异，而遂不以察之乎？”[11]他认为佛禅中存在着极其有价值的思想，具有可通性，可能且应该为儒学借鉴。从而有利于开创新的理路，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阳明在建构“致良知”说的过程中充分吸收佛禅话语及思辨方式为我所用，足见其学术思想与佛禅之紧密关联。
而阳明心学体系之建立确实有从佛学（尤其是禅与华严）借用资源的痕迹，以致于有“阳明禅”之称，与王阳明同代学者陈建（1497-1567年）则直呼“阳明禅”，云：“阳明一生讲学，只是尊信达摩、慧能，只是欲合三教为一，无他伎俩”，“愚谓阳明亦一部禅矣”[12]，其口气多有不尊重之意，毕竟陈建完全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此进行批评。理学家刘宗周（1578-1645年）云：“古之为儒者，孔孟而已矣，一传而为程朱，再传而为阳明子。人或以为近于禅，即古之为佛者释迦而已矣，一变而为五宗禅，再变而为阳明禅。”[13]李光地亦说：“陆子静、王阳明禅师也。”[14]后来的学者也多从这方面来论及阳明学说与禅之关系。不可否认的是，王阳明从小深受佛家尤其是禅宗影响，在其学问中处处体现出痕迹。王阳明求诸老释，然后领悟到圣人之道，自己本性俱足，无需向外求取的思想，其实是典型的佛门顿悟，是禅宗最大的特征。在贵州躲避追杀，龙场悟道，都和惠能经历相似，龙场悟道“得之天启”，虽然作为儒学正统，不方便将自己纳入禅家一派，但是其所受的思想是丝毫难以抹灭的。
禅意还表现在王阳明的诗中：“一窍谁将混沌开，千年样子道州来；须知太极原无极，始信心非明镜台；始信心非明镜台，须知明镜亦尘埃；人人有个圆圈在，莫向蒲团坐死灰。”诗中“心非明镜台”一句，典出《坛经》惠能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说的是“心性本体”。诗中的“明镜亦尘埃”，出于《坛经》神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说的是渐修功夫。诗中“圆圈”以喻良知，“蒲团”以喻坐禅。全诗强调良知人人见在，不假修持。而不假修持，正是禅宗精义。在生活习性上，王阳明一些主张也和禅宗相接。如他说“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别诸生》），这里类似于禅家“神通与妙用，运水及搬柴”；他还说：“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传习录拾遗》第十四），这也是罕见的鼓励为商，这和禅宗“作务即禅修”的主旨精神是相通的。
方立天先生曾说：“理学家朱熹曾指责心学‘全是禅学’，这指责虽带有明显的夸张色彩，但如果没有禅学的充分发展和长期流传，没有禅宗提供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没有禅宗创造的学术风气和文化氛围，似乎较难形成特定的陆王心学，或者心学的面貌将有所不同，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没有禅宗就没有心学”[15]这话是很中肯的，没有禅宗就没有心学。不仅如此，他还将儒、佛、道的关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唐虞之时（三间屋舍），原是本有家当，巢许辈皆其守舍之人。及之后世，圣学做主不起，反守其中一间，将左右两间甘心让于二氏。及吾儒之学日衰，二氏之学日炽，甘心自谓不如，反欲假借存活，泊其后来，连其中一间，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势，反将从而归依之，渐至失其家业而不自觉。”这样的比喻也使得“三教合一之说，莫盛于阳明之门”，阳明之后学积极推动儒释合流，使得晚明佛教复兴。
王阳明作为中国历史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禅宗对其学说的形成功不可没。其“知行合一”、“致良知”学说利用禅宗语汇对禅宗思想进行吸收，其心性本体论更是吸收了禅宗本性论的思维而建构的，其“致良知”吸收了禅宗定慧不二的修行理论，突出了智慧在修养功夫中的决定作用，这一切都构筑起其“心学”理论体系；而“阳明禅”的传播发展更突显出禅宗与儒家文化的汇融，对佛教的复兴功莫大焉。
[①]《全书》卷三《传习录》中。
[②]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90页。
[③]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
[④]黄绾：《明道编》卷1，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⑤]“本来面目”在《坛经》里最早出现于惠昕本，后来契嵩本亦有。
[⑥]（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5—76页。
[⑦]佛教语，指头脑经常或长久保持清醒以保持佛性。如清代戴震《答彭进士允初书》有：“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功夫，大略相似。”
[⑧]（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9页。
[⑨]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1769页。
[⑩]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8页。
[11]（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32页。
[12]《学蔀通辨》卷9《续编》下《理》，《续修四库全书》子部939册。
[13]《刘蕺山集》卷7《答胡嵩高朱绵之张奠夫诸生》。
[14]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8，中华书局1995年版。
[15]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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