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论小说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汪曾祺的小说充满人道主义，正如他所说的“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须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

汪曾祺从60多岁开始小说革新“我的作品和我的某些意见，大概不怎么招人喜欢。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也许我有一天会像齐白石似的‘衰年变法’，但目前还没有这意思。我仍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有点孤独，也不赖。”“近事模糊远事真，双眸犹幸未全昏。衰年变法谈何易，唱罢莲花又一春。”

汪曾祺的小说多是短篇小说。“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他在40年代写过一篇《短篇小说的本质》的文章，其中说：“至少我们希望短篇小说能够吸收诗、戏剧、散文一切长处，而仍旧是一个它应当是的东西，一个短篇小说。”“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

汪曾祺的小说被称为诗化小说。“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份，把散文、诗融入小说，……小说的散文化似乎是世界小说的一种（不是唯一的）趋势。”“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

汪曾祺创作有很丰富的文化底蕴。他写人“我不大喜欢‘性格’这个词。一说‘性格’就总意味着一个奇异独特的人。现代小说写的只是平常的‘人’。”写风俗“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汪曾祺对散文艺术的驾轻就熟，使他能够汲取散文的规律和写法，进而对短篇小说的内在构成“大动干戈”，“破旧立新”。“有人说，小说跟散文很难区别，是的。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复仇》就是这种意图的一个实践。”“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散文化小说的最明显的外部特征是结构松散。只要比较一下莫泊桑和契诃夫的小说，就可以看出两者在结构上的异趣。莫泊桑，还有欧•äº¨åˆ©ï¼Œè€äº†ä¸€è¾ˆå­ç»“构，他们显得很笨，他们实际上是被结构耍了。他们的小说人为的痕迹很重。倒是契诃夫，他好像完全不考虑结构，写得轻轻松松，随随便便，潇潇洒洒。他超出了结构，于是结构更多样。”

意境结构也是汪曾祺经常采用的表现形式。选择一个富有审美意蕴的独特意象，以它为内核，展开画面，调度人物。这种结构形式，既接近诗歌，也接近散文。早期作品《小学校里的钟声》中，校工老詹敲出的洪亮而幽远的钟声，就是一个很美的意象。

笔记体小说是汪曾祺晚年最主要的写作文体。他说：“我写短小说，一是中国本有用极简的笔墨摹写人事的传统，《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其后不绝如缕。我爱读宋人的笔记甚于唐人传奇。《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记人事部分我都很喜欢。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龚定庵的《记王隐君》，我觉得都可当小说看。”

汪曾祺作品的感情时，这样说：“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那么，检查一下，我的作品所包涵的是什么样的感情？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带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和在一起的，比较复杂。但是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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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a54ba10100ip5y.html这篇文章讲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