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的国际战略基本上是围绕它与美国的关系展开的。以美国人的视角从日本的立场出发看待亚洲，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战争和占领淡出历史舞台，亚洲变得更加重要，而日本的重建和经济影响力也使它成为这一地区占有绝对领先地位的经济强国。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所寻求的不只是在某一时期充当亚洲与西方的中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及20 世纪70 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经济在80 年代的全球金融市场中迅速崛起，而这更使得日本完成了从美国的附庸国到支持国的战略关系转变。
完成这一转变的日本在很多方面对美国的政策给予了大力支持。[3]它协助完成了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些基础制度的革新，带头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某一时期曾是最大的国际援助贡献国。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在干预金融市场和重新调整世界主要货币币值等方面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也因此为本国企业在多个生产领域的外向型发展提供了机会。尽管在20 世纪80 年代，日本对美国开放其市场的要求表现出了不情愿，但是在90 年代还是慢慢屈从了美国的压力，开放了其商品、服务及资本市场。
作为美国的坚定支持者，日本把亚太看做一个它可以行使经济领导权的地区。在各国政府都致力于塑造各自国家经济发展规划时，日本政府想利用国际援助、贸易和建议等直接手段领导亚洲，同时以值得效仿并且有吸引力的经济成功模式对亚洲国家实施间接影响。日本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一个发展的、完善中的亚洲。它希望把提高生产力作为焦点，以此转移人们的视线，避免政治上的争吵并驱散历史造成的对它的敌意。日本注重拉动出口和对外合理投资，为促进有竞争力的产业的繁荣创造政治条件。因此，地区发展和日本的强大自然地被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所谓的双赢局面恰恰可以为日本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不对称披上自由主义的外衣。
事实证明，这个策略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在20 世纪60 年代，由于其他亚洲国家对日本及它所提出的各种计划的质疑和敌视，日本为正式的地区融合方案所做的设计纷纷失败。20 世纪70 年代初，经历了数次无情拒绝的日本政府转而关注一些非正式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亚洲地区融合方案。它开始青睐一些更为松散的非政府机构。这些机构通过吸收尽可能多的成员以扩大日本的影响，有的甚至可以在没有日本参与的情况下运作。在1985 年日元戏剧性的升值后，日本企业很快发展起全新的大型分包商及子公司网络。现在日本企业的国外供给线在地区范围内运作，它们为日本的纺织、汽车和电子等行业提供了地区性的基础结构。无论是生产厂商还是买家都需要这些复杂的多层次安排。因此，日本的对外投资对具体经济部门接收投资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所在的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日本的介入促进了东亚地区经济的一体化。而现在，韩国、朝鲜、中国台湾、东南亚以及中国企业更为这种一体化趋势提供了新的动力。
能够不断吸收亚洲出口产品的美国开放市场（先是来自日本，然后是韩国、中国台湾以及新近完成工业化的东南亚国家，最后是现在的中国）是实现地区化进程的结构条件。一个可渗透的亚洲地区经济的出现，需要美国消费者对亚洲低价产品的“好胃口”，需要美国向亚洲产品开放的市场。而且这完全符合美国的大战略，那就是支持开放性市场的自由化，尤其是那些正在经历迅速工业化却趋向保护主义政策的经济。如果失去大商场中的美国货架，就不会有那么多亚洲经济奇迹，更无从谈起亚洲地区主义。
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更直接地体现了它作为美国支持国的角色。[4]由于受到反战主义大众文化的限制，再加上不得不顾及颇有争议的和平宪法第九条， 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及九一一事件之后，日本政府一直奉行支持美国的政策。这种坚定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显而易见，委身于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可以得到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好处。对于日本来说，它之所以能做到只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用在国防开销上，是因为美国纳税人负担了大笔费用。随着日本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扩大，美国也对其施加了更多压力：美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同时也要承担更多义务。日本的两位首相中曾根和小泉纯一郎一直是美国值得信赖的伙伴，他们都适时地抓住美国政策所提供的政治开放空间，使日本以自信甚至武断的姿态出现在国际事务中。
（二）中国
中国加入全球市场，逐步发展成一个可信赖的地区强国，而且将会在全球事务中担当主要角色。这是苏联解体后，影响美国帝国体系的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已经能够取代日本，成为在亚洲有绝对优势地位的经济强国。实际上，中国与日本之间仍有很大差距。在2002 年，日本GDP 占全球GDP 的13.5%，这一数字几乎是中国GDP 所占全球GDP数据的4 倍。与购买力平价标准相比，市场调剂外汇能更好地衡量地区经济活力。日本的市场调剂外汇以4：1 的比例领先中国，而如果按人均计算，这一比例跃升为40：1。经历了10年的经济停滞，日本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总GDP 所占比值从72%下降到65%。在同一时期，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即使是这样，中国GDP 占日本GDP 的百分比只是从13%增加到了23%。[5]也许在未来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不能忽视的是，直到2005 年中国仍大大落后于作为世界主要出口国的德国。有些记者和政治家在80 年代曾经大肆吹捧日本的经济发展，现在也有人盲目称赞中国。不过无论怎样，确实有一些重大变化正在重塑东亚和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
中国作为一个可信赖的地区强国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这一点可能还没有被所有人接受，但是它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6]20 世纪70～80 年代，中国从一个革命者的角色转变成了一个有现实主义头脑的国家。中国的政治思路倾向于权力政治。这使得很多观察家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耻辱之后，中国究竟是不是要恢复往日的光辉？体育中的国际政治、对能源的不断需求、排外的民族主义、经济上的重商主义、无不印证着这种猜测。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使很多现实主义理论家没了用武之地，于是他们卷起铺盖，把视线转移到了东方。在这里，他们看到了一个“有足够敌对气氛”的地区，而中国台湾正是那个最有可能被点燃的导火索。[7]
但是中国外交并没有一直遵循权力政治的思路发展，这种变化使现实主义者们大失所望。中国意识到增强经济实力和“和平崛起”会带来更长远的好处。因此，在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时候，中国成了多边主义的积极拥护者。从2002 年9 月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策略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把美国定位成了革命者，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充当了现状维持者的角色。在反恐的斗争中，美国政府追求的是长久性的彻底变化。即使在有时间和机会争取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美国也想拥有先发制人进攻的权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起坚持认为，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所引领的多边主义时代一样，国际授权（动武）是合法而且必不可少的。中国既要顾及其领土主权利益，又得考虑多边主义外交的需要，包括棘手的朝鲜核问题。因此，它必须提倡反对霸权主义。对中国来说，中国式的“跟风”政治是更加合理的选择，远比在东亚地区效仿当年欧洲的均势政治安全得多。
这并不能排除未来中国国家安全政策与美国政府不同部门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中国的运作方式是统一的，而美国不是。几十年来，正是美国的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之间不断产生的矛盾，一直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比如在促使日本做出贸易让步的过程中，美国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来自国会的压力，可以增加对外谈判时行政部门讨价还价的筹码。在中美关系敏感的台湾地区问题上，美国行政部门倾向于支持中国政府（一个中国）的政策；另一方面，台湾当局在美国国会以及整个美国政治系统所进行的长期游说活动，给一直试图扩大政治影响的台湾当局提供了回旋周转的余地。在任何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中，国会（对中国台湾）的支持使美国总统不敢轻易放弃这个小岛。
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并不会妨碍渗透性地区的形成，而会从结构上成为形成渗透性地区的诱因。这是在美国帝国体系中，中国的上升趋势所具有的特殊性。散居在东南亚的海外华人不会回归中国，但是他们会与中国密切合作。[8]19 世纪，成百上千万中国人离开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到东南亚的不同地方安家谋生，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中国移民在不同的国家成为当地的经济精英。他们长期持久的家族关系是他们在地区市场发家致富的关键。不断有亚洲国家在其他新兴发展型国家的帮助下创造自己的经济奇迹。而海外华人的关系网就是连接政治精英和国外企业的重要中介。虽然华人经济的核心仍然是家族控制，但是很多股份和行政控制权还是逐渐被当地的政治精英们所接管。据报道，20 世纪90 年代的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经济，单就经济规模而言，列世界第4 位。
和“亚洲”这个概念一样，“海外华人”的内涵也是模糊易变的。对于19 世纪散居在外的华人来说，方言、家乡、血缘关系还有行会都是造成分割的因素，因此他们缺乏统一的认同感。后来，中国又深陷在内战和革命动乱中。虽然东南亚各地的华人都过着流亡国外的生活，但是这不足以抵消他们在各个国家所形成的不同政治经验和观点。如果要定义海外华人的文化特征，那就是他们几乎不受限制的机动性。通常，他们以家庭为中心的经济组织、建立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和责任上，而不是以法律和国家凝聚力为基础。
1949 年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这些跨国界的经济网络成了需要中国面对的一个难题。在1953 年的人口普查中，海外华人被算做中国人口的一部分。1954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海外华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拥有代表权。[9]但是和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冲突使中国政府改变了政策。华人的民族向心力被视为对这些国家政权的“威胁”。1957 年以后，中国采取鼓励海外华人获得当地公民身份的对外政策，并支持华人们接受当地教育。1975 年和1978 年的中国宪法取消了海外华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代表资格。在过去30 年中，大量海外华人在他们的新家园接受了公民身份。现在海外华人指那些在东南亚出生并拥有当地国籍的华人。他们以很大的比例控制着东南亚经济。海外华人拥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高达80%的公司法人权，拥有大约40%的菲律宾公司法人权。
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无论是中国中央政府还是各地方政府，都通过鼓励外商投资、允许汇付、发展旅游业等方式，努力加强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和海外华人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和中国台湾的关系。巴里·瑙藤（Barry Naughton）所谓的 “中国经济圈（China Circle）”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华人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不断加强的结果是台湾迅速的产业空洞化。尽管台湾当局试图抵抗中国经济的巨大引力，但是现在有近100万中国台湾商人住在中国内地，这使得台湾当局的努力付诸东流。
从20 世纪70 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吸引了约5 000 亿美元的外商投资，这大约是自1945年以来日本得到的全部外商投资的10 倍。据估计，在1985～1995 这10 年中，中国2/3 的外商投资实际上来自国内，一些中国商人利用香港规避国内税收，真正意义上的外商投资只占1/3。而1995 年以后，外商投资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 500 亿美元的外商投资中，大概一半来自中国台湾，还有一部分额外投资来自东南亚。[10]尽管没有具体数据，但是随着亚洲商业网络在全球的扩大，未来海外华人与中国内地之间更加紧密的商业联系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中国崛起和亚洲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是由这些非正式、以市场为基础的商业联系所确定的，而不是那些正式机构。因此，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不是国内现象，而是一个地区现象。由于身处亚洲，在很多问题上，中国与亚太及美国帝国体系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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