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34年，即明朝崇祯七年，全国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军已经越来越活跃。
从崇祯二年，农民起义爆发到现在的六年期间，朝廷多番围剿均未见成效，甚至有越剿越多的势头。
崇祯皇帝态度强硬，委派时任右佥都御史的陈奇瑜作为五省总督，率领十万大军来围剿各地的起义军。
当时，李自成率领一支起义军在陕西一带活动，正好与陈奇瑜的大军正面遭遇，由于实力悬殊、寡不敌众，李自成带领残部被迫退入到大峡谷中。
这座峡谷名叫车厢峡，弯弯曲曲有几十里长，两边皆是峭壁悬崖，草木不生。在峡谷内难以排开阵势进行交战，陈奇瑜便派兵占领了峡谷山顶和峡谷各个出口处。李自成出不来，陈奇瑜也不冲进去，双方就在此进入相持阶段。
此时正好进入雨季，大大小小的雨下了将近两个多月，被困在峡谷中的起义军兵器都生了锈，粮食也不够吃了，生病也无法医治。
里面众人几乎陷入绝境，而外面陈奇瑜不断的派弓箭手向峡谷内射来劝降信。此时，李自成已是心急如焚，如果再不相处对策逃出困境，起义军内部很可能会哗变，到时候场面可以无法控制力。
李自成找来一众将领商议突围计策，李自成的参谋顾君恩提议：“现在外面到处往峡谷里射劝降信，我们干脆就来个诈降如何”？
听了顾君恩说完，李自成苦笑一声，摇头叹道：“前年我们过黄河时被困，就已经用过一回，朝廷不会再上当了”。
顾君恩接着分析道：“官兵围住我们近三个月了，他们却迟迟不发动进攻，就是害怕我们身处绝境会拼死一搏，他们立功心切又害怕遭受大的伤亡损失，我们正好可以利用他们这种心理。”
李自成和众将都不说话，听顾君恩分析，“虽然过黄河时用过此计，但那时情况紧急，主事的官员肯定来不及奏报朝廷，事发后，主事官害怕朝廷降罪，肯定也不会就诈降之事上奏朝廷。”
李自成想了想，确实觉得有几分道理，眼下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放手一搏了。
李自成安排顾君恩去明军处请降，顾君恩先带着贵重礼物去见了监军和明军的几位将领，让他们在陈奇瑜面前说说好话。这些官兵将领当然十分乐意，一来有利可图，二来，也免去了打仗的危险。
在陈奇瑜犹豫不决之时，他们一个个站出来为起义军求情，说这些不过是一群被人蒙蔽和蛊惑的庄稼汉，不必赶尽杀绝，招安后打发他们各回各家，安分守己就行了。这样既平定了叛乱，对朝廷有交待，又避免了一场厮杀，保存了部队的实力，这样一举两得的好事，何乐而不为之。
陈奇瑜思前想后，觉得确实有道理，便上奏崇祯皇帝，请求招安农民军。在得到了崇祯皇帝同意的旨意后，陈奇瑜派兵进入峡谷，清点农民军人数，他安排每一百个农民由一位安抚官监管，负责遣送他们各回老家。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农民军平安离开了大峡谷。可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农民军杀掉了安抚官后又再次集结起来，而且人数比招安时候还要多出许多。得知上当了的陈奇瑜，连忙派兵追剿，可惜已经很难形成有利的围剿之势。陈奇瑜也因此事，被崇祯皇帝革职查办，流放边疆了。
李自成两次诈降成功，从侧面可以看出大明朝廷已经病入膏肓，朝廷上下居贪功好利，各怀鬼胎，畏首畏尾，惧怕牺牲；如此形势之下的农民已经走投无路、退无可退，不得不揭竿而起，一呼百应。任凭崇祯皇帝本人再勤政，也终难力挽狂澜，挽大厦于将倾。
2.明朝末年边关吃紧。明朝末年，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起兵反明，满洲八旗所向披靡。除了袁崇焕打了几场胜仗，之后还被千刀万剐了，大明王朝的军队一直被虐。这样的情况下，明军根本无力平定农民起义军。
（李自成）
3.招降的成本最低。如果与起义军开战，粮草粮饷、军服被褥、刀枪马匹以及阵亡将士的抚恤金，都需要筹办。而招降什么都不需要，功劳和平定叛乱是一样的。
4.叛军太多，无法剿灭。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大的有张献忠的大西和李自成的大顺，小一点的起义军有罗汝才、张天林、王嘉胤、杨六、不沾泥等。
（张献忠）
5.官兵不平叛。明末朝廷财政吃紧，很多时候都会拖欠粮饷，官兵的战斗积极性和战斗力都很低。甚至王嘉胤、杨六、不沾泥在陕西起义时，官兵因欠饷哗变，毅然加入农民起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