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做一位数学家和做一位诗人，也许是天底下最难的两件事，蔡天新居然同时是一位数学家和一位诗人。而更为让人惊讶的是，蔡天新还是一位旅行家，他去过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不少旅行都是由于各国的诗歌节和文学节的邀请，并在 纽约、巴黎、剑桥、法兰克福、斯特拉斯堡、内罗毕、乞力马扎罗、比杰比森西奥等城市都举办过他的个人朗诵会。他认为一个成功的诗歌活动，需要让每一位第一次来到现场的观众留下美好印象。2008年以来，他在深圳、杭州、台州、金华多次举办了摄影展，其中杭州的跨年度巡回摄影展“最高乐趣”分为良渚文化村（不好意思其实良渚文化村是余杭的，不算完全意义上的杭州的）、宝石山、紫金港、小和山和下沙五个地点，观众达八万人次。
近年来，蔡天新还致力于数学文化的推广和普及，先后应邀到北京、上海、西安、南京、杭州、济南、石家庄、深圳、香港、东京，以及苏州、延安、嘉兴、台州、丽水、天津、重庆、广州、厦门、合肥，宁波、温州、湖州、绍兴、金华、衢州、泉州、宣城等地的大专院校及机关企业举行了上百场公众讲座，并出版了国家级规划教材《数学与人类文明》。
行者蔡天新
2003年，数学家蔡天新在他40岁的时候，回顾了与前半生紧密相关的几个数字：15岁上大学，24岁获博士学位，31岁做教授，33岁成为东方之子。旅行了60多个国家，写作了250首异国情调的诗歌。
他无意识地多了两重身份，诗人、旅行家。一个人与一个专业的背离还是投合？
年初，他结集出版了旅行随笔集《数字和玫瑰》，笔吻沉静，充满智性，在开篇《旅行者说》中，蔡天新提及一段他的少年往事：在浙江某个乡村小学的教室里，这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小学生画下尼克松首次访华的路线图(可惜，这张珍贵的手绘地图在一次搬家过程中遗失了)；他提到的另一件事是，在上大学的路上第一次见到火车，此前到过的最大城市是温州。“他的所有经历都似乎是有预谋的。”翻译过蔡天新诗歌的德国诗人托比亚斯·布加特在一篇批评文章中不无嫉妒地写道，“它们相互作用、串通一气：父亲的藏书架，童年开始绘制的地图册，《阿波利奈尔》杂志，数学访问和会议，当然还有诗歌和旅行。”他甚至对“蔡天新”这个名字进行了汉语的追根溯源——出自杜甫《丽人行》中的诗句。
也许布加特是对的，一个名字不仅仅是个符号。
8月13日，杭州。在接受采访的下午，咖啡馆翻来覆去地播放大街上唱滥了的流行乐，窗外烟雨凄迷，蔡天新提不起劲，究其原因他说是午间没有打盹。一到晚上，当热烈的拉丁音乐响彻防空洞一样的酒吧，他左顾右盼，几次欲撇下记者离席而舞。
对于音乐、舞蹈的领悟蔡天新无师自通。还有绘画。目前是他一对7岁的孪生女儿的绘画老师。
也许他本来就应与诗歌这样的艺术门类为伍。也许他本来就应将有限的精力集于一个方向，走得长长远远—可是，当初又为什么选择了数学？
这触及蔡天新的敏感区。他始终不愿深谈童年际遇。给他取名字的父亲毕业于北大历史系，酷爱文学，但命运不济，经历“反右”之后的这位中学校长更是变得非常务实(烹饪、放牧和木工样样精通)。父亲毫无商量地决定了蔡天新的数学之路。
“当我忆及遥远的往昔/怀着兴味，听从幻想的劝告/一双因患冻疮肿大的手/在白色的窗帘布后面出现/一位死去很久的亲人的脸”，蔡天新在写给父亲的悼亡诗中，复杂情绪显而易见。因为一切都不可能重新假设。
而他后来所目睹的母亲被打成“反革命”，年长10岁的哥哥插队东北……这些都没有发生在蔡天新身上，但却对他的肢体与大脑造成了奇特反应——是什么呢？蔡天新没说。我想，他所谓的梦想，地图，火车，飞行，无一不是孤独的少年企图通向外部世界的可能性。
从研究生时代开始写诗，蔡天新在走过60多个国家，接触过500多个不同种族的人后，亦自认为“拥有了必要的自信、宁静、气度”，甚至是，一个40岁男人的魅力。
多重身份的精神堡垒
多年以后，蔡天新对他父亲的选择怀抱感激，因为“数学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在他，已经将这句话领略到精神世界，重回到内部。他拒绝别人将他与漂泊者混为一谈，固守着家园——杭州。
“有很多次想逃离这座城市。因为浓重的市井味道。”(其实杭州不算是中国最市井的城市吧？)他所谓的逃离即是旅行，他不是游子，最长不超过一年便会心满意足地回来。
10年中只有两个夏天他没有出去，一个是1996年夏天他的孪生女儿出世，一个是今年夏天，他年满40。他对家庭、对孩子怀抱着一份细致的温和(她们跟着他去过十几个国家)。
“蔡天新虽然有很好的海外生存手段，却在每次漫游之后返回他的祖国，返回到他的母语世界中去，这种现象无疑是意味深长的。”又要提到布加特的评论。不得不说，蔡天新跟国内众多媒体所说寥寥却对国外友人叙述多多。在蔡天新的旅行中，这些朋友随时可能收到他从世界的某个角落寄出的信函，或者一件精美的礼物。
而他仍然眷恋故土。“不能享受平常生活的人是无法体会旅行与诗歌的激情的。”就像他对自己的数学家身份从一而终，用专业的术语表达了观点：空间虽然在不断地发生位移，到最后仍然会如齿轮线一样回到最原始的出发地。对他来说，首先是数学访问和会议带动了旅行，然后是旅行启发了写作的灵感，现在诗歌和文学活动又不断提供新的旅行。它们是良性循环的，难以割舍其一。
蔡天新极少对自己所带的研究生提及旅行或诗歌，学生们只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注重启发和引导的老师”，要求别人跟他自己一样不断有灵感外涌的老师，而且是一个不循规蹈矩的老师。数以百计的学生买了老师的书后惊叹不已，开始称他为“蔡蔡”、“小蔡”、“数学界的才子”。毕竟，他给枯燥的数学系带来了勃勃生气。他也适时地将旅行中带回的登机牌、车票、面值较小的硬币作为礼物赠与学生或听众(地图舍不得)。
“要求”所遭遇的麻烦
蔡天新是个有要求的人，但不苛求。因为随着年轮的增长、经历的丰富，他也渐渐变得温和与宽厚。
他对一切东西都要求漂亮有型—树木、房屋、飞鸟、河流。而我在酒吧亲眼所见，蔡天新和他的朋友约请的两位女孩都是标致的美女。在《数字和玫瑰》一诗中，我注意到他写玫瑰时用了“那些绯红、橙黄或洁白的花朵”。第一眼见蔡天新时，他穿黄绿格子衬衣踩着被雨浸染过的白色斑马线挥手而来，举一把旧的紫红色折叠伞。他的衣物可以不论品牌却一定要有颜色、形状。
他要求健康。他的身体和胃口确保了他的旅途顺畅。有人说，他的少年白发因为写诗变黑了—其实是旅行变黑的。他喜欢一切对抗性比赛，一直是院系教工运动队的主力。他还要求速度。在他的前半生，他以一种不可预料的速度在完成一个人可能需要一辈子才能完成的事。“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蔡天新也会说。在他听到一切热烈的音乐时，忍不住感慨：“这时候我感到生命停止了衰退。”
谁能抵抗生命的衰退呢？
蔡天新无论是在采访过程还是吃饭泡吧，手机永远是他最亲密的同伴，他总会偷空看一眼显示屏上的时间。
他不戴表，除了眼镜再无多余的物件。就连皮鞋皮带也都是在国外买的极轻便的那种。他不喜欢重量。或者说不喜欢负担。在城市他以出租车代步(尽管他在美国练就了一流的车技)，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是依靠飞机。在这个年纪，时间显得紧迫。只有减轻重量，加速行驶。
蔡天新一惯地从容，和缓，只有在谈到速度的问题上他显得忧心忡忡。“如果给我一个机会重新选择，可能我读完硕士(21岁)的时候出国就完全不一样了。”此后他经常提“那是在我年轻的时候”。
他要求的速度遇到不可抗拒的麻烦了。
“40岁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我迷恋旅行，在此之后，我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写作上。”
他依然为明年的夏天预定了目标：地中海东岸。是故意埋下了伏笔——这通常成为能实现的预言。他说。
寻找数学的诗意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像一束子弹，穿过暗夜的墙。”
——蔡天新的这句诗被印在法国大书店的橱窗上，也印在以色列发行的明信片上。
蔡天新内心深处这种思维与心灵的碰撞，似乎恰如他所钟爱的一句来自数学王子高斯的话：“数是我们心灵的产物。”
采访浙江大学教授蔡天新，得益于一个恰当的时机——他的2012数学三部曲《数字与玫瑰》、《数学与人类文明》、《数论——从同余的观点出发》刚刚出齐，他的数论研究近两年有所突破，他的随笔集《难以企及的人物——数学天空的群星闪耀》拟获三年一度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类）。
蔡天新打趣说：“如果这三样缺少了一样，我可能会谢绝这个采访。”
穿过暗夜的想象
15岁考入山东大学，24岁获得博士学位，31岁晋升为教授，33岁成为CCTV“东方之子”。还差两个月就满50岁的他，因为有“数学家、诗人、作家、旅行家和摄影师”等众多令人羡慕的头衔而广为人知。普通人总是惊诧于蔡天新如此广博的涉猎以及旺盛的精力，但他却仍努力将每一项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像一束子弹，穿过暗夜的墙。”蔡天新的这句诗被印在法国大书店的橱窗上，也印在以色列发行的明信片上。
过去十多年来，蔡天新在国际诗歌界声名渐扬，作品被译成20多种语言，并有英、法、西、韩、斯拉夫和土耳其语版的诗集、散文集出版。他还30余次应邀参加了各国诗歌节和文学节，纽约、巴黎、剑桥、法兰克福、内罗毕等城市都举办过他的个人诗歌朗诵会。
借助国际会议、学术访问和文学活动的邀请，蔡天新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里完成了走访第100个国家的梦想。与普通人的旅游不同，他在旅途中始终带着某种使命和思考。
在路上，蔡天新总是随身带着一台傻瓜相机。在深圳、杭州举办的个人摄影展上，有一张摄于巴黎地铁车站的作品：一位乞丐一脸疲惫地坐在美女手上的戒指广告下面。在蔡天新眼里却有着独到的数学解读：乞丐蜷缩的身体和戒指构成了两个完美的椭圆。
40岁以后，除了一如既往地研究数论和写作诗歌以外，蔡天新又将目光投向文学的其他领域，比如游记和随笔创作。2010年，他出版了童年回忆录《小回忆》和人文随笔集《在耳朵的悬崖上》，2011年，又出版了游记三部曲《飞行》、《欧洲人文地图》和《英国，没有老虎的国家》。
“文学和数学一样，都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产物。”蔡天新说，文学创作和旅行都很开阔思路，殊途同归，“她们提升了我的数学眼界和想象力”。2012年，他的数学三部曲相继问世。
“最古典的也是最现代的”
蔡天新内心深处这种思维与心灵的碰撞，似乎恰如他所钟爱的一句来自数学王子高斯的话：“数是我们心灵的产物。”
但蔡天新似乎还不知疲倦。从1990年开始，他就开始探讨数学史的伟大人物。19年后，他的《难以企及的人物——数学天空的群星闪耀》出版。通过对数学历史与人物的研究，蔡天新“得以与古典大师们更为亲近”，这也直接作用于他的新书《数论——从同余的观点出发》。
此番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蔡天新专门发来一篇刊登在《数学文化》上的导言，介绍了他在《数论》书中涉及的新问题、新方法，以及对若干经典数论问题的想法和拓延。这些问题和结论发表后引起数论界同行的关注，包括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菲尔茨奖得主阿兰·贝克在内的名家都予以褒扬，贝克称赞其为“真正原创性的贡献”。
蔡天新告诉记者，其实他的想法挺简单，就是把加法和乘法结合起来，这就像物理学家讨论原子核内部质子和中子的关系一样重要。以往数论分加法数论和乘法数论，比如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就属加法数论。利用这一想法，他和他的研究生把经典的华林问题、费马大定理等作了改造或延拓，前者同样深刻但结果更漂亮，后者即便在强有力的abc猜想成立条件下仍无法推出。
完美数是最古老的数学问题，笛卡尔、费马和欧拉等大数学家都试图找到它的推广，但都只有零星结果。蔡天新定义了平方和的完美数，并将它与古老的斐波那契孪生素数一一对应，从而再次产生了无穷性，后者用最现代的计算机可以找到5对（个）。其中最小的两个是10和65，最大的两个是天文数字。
“哥德巴赫猜想还不够‘完美’。”蔡天新声称，他受这一猜想启发定义了形素数，个数与素数一样多。他发现并猜测：任意大于1 的自然数均可表示成两个形素数之和。
当这位走遍世界、写下数百首动人诗篇的数学家不厌其烦地介绍那些基本概念，并用“美和对称”的观点来为记者解读古典数学问题时，我这个“多年不问数学”的文科出身的记者，似乎也悟到了一丝数学的诗意。
一如美国大诗人庞德所说：“最古典的也是最现代的。”
“应试教育损害了数学的名誉”
虽然在数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上颇有建树，蔡天新却遭遇着某种现实尴尬——搜索此前关于他的报道，记者们也大多将目光聚焦在他的数学家、诗人、旅行家三重身份上，每一方面都点到为止，对他的数学研究更是惜字如金。
蔡天新把原因归结为“前些年在数学上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比较循规蹈矩，我们总是研究老外提出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类现状：大众科学精神沦陷。
其负面影响，就如2011年福岛核事故引发的抢盐狂潮。
“其实多数人都学了十多年的数学，他们中不少却以数学差为荣！”蔡天新认为，应试教育损害了数学的名誉，这是逼迫学生反复演练相似问题和难题的结果。
在文理分科盛行的中国，蔡天新喟叹，不注重自然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其影响力终究只限于本民族，无法走向世界。而以分析哲学为例，因为建立在数理逻辑的基础之上，产生了多位世界级的思想家，也成为20世纪主流哲学流派。
这些也是十年前蔡天新出版《数字和玫瑰》（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探讨的内容。这本书是蔡天新结合数学、艺术和旅行三者思考后写成的随笔集。好在这几年，阅读蔡天新数学类书籍的人越来越多，他和十位同行还创办了《数学文化》杂志。该书也于去年底修订再版，这是第四个中文版，海峡两岸平分秋色。
“我的书从没进入排行榜，也没成为年度十大图书。但却可以让不同年代的人阅读。”这让蔡天新略感欣慰，“毕竟它们不会过时。”他的书籍虽非畅销书，但属于常销书。
这，或许正是蔡天新作为数学家的幸运。
《中国科学报》 (2013-01-25 第7版 学人)
2013《中国科学报》 蔡天新：寻找数学的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