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年代》
《诗意的年代》似乎源起于会议之国的小型讲座会，或者是万会之国一个小会引发了编导者的灵感。它来得相当无聊，最无聊的一群人聚在一起开一个最无聊的讨论会，讨论的主题是什么是诗意，诗意的年代何在。
电影观众们和电影批评家的看惯了扮装的演员出入画面，无论美丑老幼胖瘦，他们是电影国度中的合法公民，器官司健康，行为中肯，面目香喷喷。
《诗意的年代》开场不久，却杀出了一群有名有姓、身分确实、出处可查可考的作家。他们酸味相投，聚集一堂，从钟城的诗意考古开始，到某个人的有钱就有诗意。各抒己见的过程中，作家们纷纷暴露了形态不一的恐怕和洋洋自得。臂如王朔，他恐慌于下一代或下两代作家的成长，因为他自以为他在文坛有地位，而且是有大地位，它有可能会被新生者替代。没有人真正在关心诗意，他们谈论它，越谈论它离它越远，谈论得愈多他们愈不相信它。也许，王彤和王志文两个演员所演出的故事，是他们的集体虚构。小说，小说中的往日燃情昔日篝火，闪闪烁烁之间透露出来的少许诗意，如同小说一样在虚有与实有之间。而且，由于讨论所造成的歧义，直接衍射到王彤和王志文身上。
有多少是情焰，有多少是苟且，有多少是表演，有多少是不自觉的再生状态，有多少出于惯性，把旧戏新演的生活戏局模式，对结局的追求、完整性、技术上的回环、重温的动力，作家们已根本无从操控，而只能污染。会议使诗意变得污浊可疑。试图为时间戴上耻辱或光荣标记的人们，小丑般可笑。于《诗意的年代》之间，义正辞严或冷嘲热讽的与会者，却没有丑角的自知。他们认为，作家是高尚的人，可以俯瞰小说的人。血肉却在小说之中，写作小说的人显得干瘪、酸涩而乏味。
当然，这远不是吕乐要在《诗意的年代》中表述的全部真相。他的真相是并不想念被定义、被建构、被书写与定义者、建构者、书写者之间的关系。从影像上看，被记录的人与话语反而更像戏剧。一群说梦痴人或自说自话者的拙劣演出。一群业余演员。注意，不是非职业演员。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职业化的业余演员。他们的过场，相当反故事，反艺术片
因为由他们构不成一部精彩的故事片。只有在王彤或王志文两位专业水准的演员出场之后，《诗意的年代》才成立起来。恰好是有了作品才出现作者。恰好是有了时间就有了诗意，无论诗意一词会有多少条辞解。如果将其两分，构成两分监狱，以为诗意是时间的神、作家是作品的神，那就看看一位神表在另一位神的嘴上，是有多么单调、多么世欲嘴脸吧。
在《诗意的年代》中，吕乐更加强调摄影机的调度，而几乎放弃了场面调度。这里的长镜头已远离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创生出更加单纯的镜头语义。看上去的拼贴格局，把纪录片与艺术片的界限粉碎而又粘贴。细微的区别是，会议现场只有画面没有场面，会议之外才有场面，才有活生生的遭遇与调度。
僵硬的、僵死的、是会议和会议上的人，活跃的世界不在这种封闭空间中。且不说吕乐是否在弹击中国的会议体制和被会议召之即来的要人，只看他用摄影机面对现场的姿态，就可以明了他的考古学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