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多样化的,文化也是多样性的,对待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我们要取之精华,去之糟粕
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样，都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不仅体现为一整套价值观念，而且也涉及到人类社会制度的组织方式：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以什么作为共同体的公共认同和联系纽带等。在现代社会以前，欧洲中世纪建立的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基督教共同体，而在中国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秩序的天下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和天下共同体都是一种拥有终极价值和精神正当性的文化秩序，其现实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形式是各种各样的王朝共同体。除此之外，家庭、宗法、庄园、地域等次级结构的共同体形成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宗教（或文化）―王朝―封建庄园（或宗法家庭），这一从精神秩序到政治秩序再到社会秩序的共同体系列，将中世纪的人们有效地组织到公共生活之中。在这其中，最高形式的宗教（或文化）共同体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与超越性的神意或天意相通，提供了普世性的平等尺度以及各种次级共同体的合法性渊源。那是一个神圣的年代，无论这种神圣性是以外在超越的上帝，还是以内在超越的宇宙/人心一体的方式表现，中世纪共同体的意义所指向的，并非是世俗的人的生活，而是具有超越性的神圣境界。正是对这样的神圣理想秩序的追求，构成了宗教（或天下）共同体的公共认同。
在欧洲，当以上帝为核心的神学宇宙观瓦解、基督教共同体被颠覆之后，现代化的世俗生活需要想象一个新的共同体，这就是现代的民族国家。现代性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除神魅。当传统的基督教共同体和儒家的天下共同体轰然解体之后，各种各样的王朝共同体和封建庄园或宗法家族共同体也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Habermas）指出：
对上帝的信仰崩溃之后，出现了多元化的世界观，从而逐渐消除了政治统治的宗教基础。这种世俗化的国家必须为自己找到新的合法化源泉。------民族的自我理解形成了文化语境，过去的臣民在这个语境下会变成政治意义上的积极公民。民族归属感促使已往彼此生疏的人们团结一致。因此，民族国家的成就在于：它同时解决了这样两个问题：即在一个新的合法化形态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更加抽象的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3
当人们告别神圣时代，进入祛魅的时代，他们需要一个新的共同体想象，世俗国家、世俗社会也需要新的合法性源泉，于是，民族主义诞生了，民族国家替代传统的宗教、天下、王朝共同体，成为现代世界最普遍、最有效的共同体架构。
民族主义并不是启蒙的对立面，其本身是启蒙的产物，启蒙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肯定人的自主的理性能力，建立人的主体性。世界的主体从超越的上帝或天意，回到了人自身。这样，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合法性也就不再来自外在的超越之物，而只能从人自身的理性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去寻找。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则是个人的自主性原则在群体范围的扩大和应用。
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包含着两种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也就是在民族的范围内组织政治的国家。4 这一政治国家，按照启蒙的个人自主性理想，不再是君主专制的王朝国家，而应该是以人民主权为核心的民主共和国。作为现代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民族提供了共同体的独特形式，而民主提供了共同体的政治内容。正如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指出的，民族国家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是主权国家为适应工业社会的同质性和规范化的世俗文化而建构的，在西方现代性脉络中，民族主义是与自由民主同等的政治正当性原则。5
民族国家认同回应的是两个不同的认同，一个是作为政治国家的普遍的公民资格，另一个是每个人所身处的特殊的族群和文化归属问题。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启蒙思想将人抽象为一个理性的主体，自由主义将人确认为权利的主体，这些虽然是必要和合理的抽象，但无法涵盖人性的全部。假如我们将启蒙理解为是理性主义的话，那么民族主义不仅是启蒙的产物，它又是反启蒙的，与浪漫主义传统有关。按照德国的浪漫主义的看法，人总是具体的、历史中活生生的人，而非理性的载体。历史和现实中的人不仅是理性的，也是有情感的，人的情感总是与一定的族群和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他必须获得一种文化和族群的归属感，必须生活在某种文化的共同体之中，否则无以形成完整的自我观念。
哈贝马斯认为：民族国家是解决现代社会一体化的方案。公民国家需要民族国家作为其共同体的形式，如果自主的公民们缺乏民族的框架，共和政体就会缺少活力。民族使得国民们有了归属感，有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共同体。6 这就是说，民主宪政只能解决政治共同体的制度问题，这种政治共同体（国家）若要从普遍主义转向特殊主义，就必须与特定的语言、历史、文化共同体（民族）相结合，成为具有一体化的、拥有明确归属感的现代民族国家。在人性深处，从古以来就有一种对根源感的追求，对特定的族群、文化或宗教的归属感。民主宪政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法律体制，自身无法提供文化上的归属感，所以一定要借助民族的想象。哪怕象美国这样的没有民族传统的国家，也要创造一种公民宗教，将自己想象为一个政治民族。民族国家不仅是利益的共同体，而且是情感的共同体。这就不仅需要民主的国家制度，而且需要民族的文化形式。共同善不仅有普世化的共和政治内容，也有特殊化的民族文化内容。在法国大革命中，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结合，创造了一个公民共同体。在美国革命中，自由主义与共和社群结合，建立了新的政治民族社群。因此，在现代性的开始，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一致的。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防止两个倾向：一是民族虚无主义，二是复古主义：对待外来文化也要防止两个倾向：一是闭关自守，二是全盘西化。
民族虚无主义：认为中国现实的发展可以割裂和历史的联系，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
复古主义：片面台高传统文化，用传统的价值观点来看待、衡量、评价现实的实际，否定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本质的区别。
全盘西化：一方面把现代化等与西方化，另一方面把现代化和中国固有文化对立起来，因而把现代化的过程看作是西画文化的移植于我们民族的过程。
闭关自守：绝对的排斥外来文化，特别是对体现现代文明的西方文化畏之如虎，这实际上是不思变革，抱残守缺。
以上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否定观。
辩证的否定就是否定之否定，是科学的否定观，运用辩证的否定观，我们对待传统文化，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其错误的东西，继承其积极的东西，并加以改造；对待外来文化，应该有鉴别的，有选择的学习，努力走出一条既能体现现代世界文明水准又能有自己民族特点的现代化道路。
1、传统是由历史沿袭而来的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等，它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但是，不少人错误地把传统在时间上等同于“过去”甚至“陈旧”，在形式上视作“静态”甚至“僵化”，割裂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逻辑联系。他们无法正确把握传统的历史承袭性，更难以找到它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点，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割裂了传统内涵与当代风采的有机统一性。
传统是过去的现代，现代是将来的传统。德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雅斯贝斯指出：“在继承中，人拥有一点实际能力，那是不可摧毁的东西；在传统中，则拥有一点绝对的东西，那是不会遗失的”。传统并不是静止不动的死寂的历史沉积物，而是一道生命洋溢的、永远流动的、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就膨胀得愈大的洪流。
“君不见传统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传统之河源远流长，亘古绵延，于九曲回环中浩然荡进，不断丰富其形式，充实其内容，拓展其领域，使每一时代的人们所创获的成果，都作为传统的神圣链子中的一环保存下来，并作为遗产传给下一代。
因此，传统的运演与时代俱进，每一时代的人们都必须促进历史意识与当代精神的融合，继承、创造和发展优秀的传统。
2、传统，是现代人的双刃剑。一方面，它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因而是滋养现代人精神的源头，是培育现代人格的养料，是走向未来的依托。
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所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它无处不在地制约和阻碍着现代化的进程，使投身于创造新生活的人们无不感到这负荷的沉重。
因此，在传统的洪流中，总是不可避免地有泥沙和珠玉齐沉、糟粕和精华共存；它既包含着促进现代化的契机，又滋长着影响现代化建设的毒瘤。因此，既不能把传统当作神圣的偶像供奉起来，也不能把传统当作历史的垃圾，简单地予以抛弃。
遗憾的是，面对当代生活泥沙俱下的紊乱现象，不少人表现出茫然失措的价值尺度，他们难以分清究竟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更难以分清精华中混杂的糟粕、糟粕中包裹的精华，找不到“白玉之瑕”，也淘不出“沙里之金”，真正做到取之有度，舍之有节，分寸适宜，恰如其份，而显得良莠不辩，囫囵吞枣，或人云亦云，盲目反叛。
3、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文化发展演变所围绕的中心。文化的发展是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其一定的文化传统。一个民族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艺术、风尚、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对国土、同胞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对亵读民族感情行为的厌恶、仇视等，表现出自己的传统以及民族的自毫感、尊严感。
我们不应借口更新传统，借口继承西方社会的文化成果而否认、丧失传统的民族性。更新传统，必须强调民族的主体性。任何个人都不能回避民族的利益和命运，侈谈自我的观念更新。
只有充分发挥民族传统的独立性（肯定自己的独立存在）、自觉性（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主动性（积极改造环境的能动力量），社会文化才有勃发的活力和坚固的凝聚力。
因此，深入传统肥沃的底层，淘金般获得许许多多闪光的金沙，并熔铸成闪耀着时代光彩的金塔。
4、超越是对传统的一种否定和不满足，它追求并实现着向未来挺进的崭新层次和境界。“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正是由于在继承中超越，在超越中继承，才形成了无法遏制的人类历史长河，既不可能断裂，也不可能干涸。
但超越又是艰难的。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指出：“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在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的艰辛之后，才逐渐意识到国民的心灵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同样，当代人的骨髓和血液中也顽固地浸入了历史因袭的沉重，虽然身着髦得合时的现代服装却并没有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现代人。
超越不是超脱。超越是立足大地而又直插霄汉般昂然挺起，是继承传统又从传统中脱颖而出，是在继承中追求发展；超脱则是双脚悬空如浮云飘移，是抛弃传统建构虚幻的海市蜃楼，是在虚无中滑向毁灭。超越，这是客观的规律；超脱，则是幻想的花朵。
5、创造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它是迷人的呼唤，前进的动力、精神不竭的支撑点。完整的人是为传统所创造并创造传统的人。人总是站在双重的历史意识中，一方面，他是过去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未来文化的创造者，他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濡染、镂刻，同时又主动地选择、吸收、激浊扬清，并注入新的时代精神，赋于新的特征、意义和功能，使其得到发育、成长、拓展。
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就是：“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规定了传统”。
要在扬弃地继承先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实践中，不断以新的成果来充实其内容、丰富其内涵、增加其要素，甚至重组传统的功能结构，使之成为具有崭新形态的、与我们的时代相适应并反映历史走向的新传统，从而把传世之宝与现代新观念聚合，并转化、升华为现实的巨大凝聚力和内驱力，使深厚的历史底蕴挥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6、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没有对传统的继承，个体就不会拥有创造的智慧，社会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基础，人类永远只能滞留在茹毛饮血的洪荒之中。因此，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兰德曼认为：“只有在文化包裹的气氛中，人才能呼吸”。所以，“个体必须吸取文化传统，必须登上他所出生时代的文化顶峰”。离开对传统文化中优秀思想、智慧、品质、作风的继承，是不可能健全发展的。
科学的求异精神是旧思想的“爆破手”，是新思想的“助燃气”，是新传统的“设计师”。但必须是在继承传统精髓基础上的标新立异，而不是一味盲目地贪新骛奇。
因为，新奇之物并非都有生命力，浅薄无聊的东西也常有新奇的面孔。但有些人甚至热衷于“反其道而行之”，把过去否定的传统一概肯定，把过去肯定的传统一概否定，今日倒过来，明日颠过去，结果未获现代化，已患现代病。
7、必须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既植根于浓厚的民族土壤上，又置身于宏大的世界背景；既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又具备气度恢弘、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
也就是说，首先必须立足于五千年的中国传统，以鲜明的时代责任感，以深厚真挚的民族情感和品质，为创造更合理的文化模型而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古为今用”，这样，也才能获得洞悉现实和预见未来的透视力，否则，只能在“一无所有”之中“跟着感觉”做无根的、失去精神家园的漂泊者。
同时，应使这种深沉的民族历史感与开放的世界眼光相结合，在使中国走向世界，也使世界走向中国的交相辉映中，最大限度地吸收外来传统的营养成分以滋补自身。
要最大限度地汲取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汲取现代社会的一切科学文明，“洋为中用”，即采外来文化之长，固民族文化之根。在继承中吸收，在开放中筛选，在批判中提高，不断摒弃保守、封闭、落后，高擎起民族传统的旗帜，绽放出一簇簇古今贯通、中西合壁的绚丽火花。
8、在历史的渐进时期，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按照传统的习惯方式来思维、生活、活动，并不觉传统有一种异己的压迫感。
但在历史剧烈变动的社会转变时期，人们就强烈地感到传统负荷的沉重，也强烈地渴望从无形的纠缠中解脱，因而，使得个人情感的偶发性、不稳定性加剧，极易被不可名状的下意识所驱使，为感情所冲动，导致破坏性思维的泛滥。这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的突出心态。
因此，剔除情绪化的思想和情绪化的行为，具备科学的理性精神和建设性意识，这对于发展和创新传统文化，也是至关重要的。
9、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其可贵的民族文化，而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旗帜鲜明地张扬着本民族的精神。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基本的民族精神，无疑是一个民族生命之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民族蓬勃生长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
因为独特，所以存在；因为独特，所以不可替代。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文化智慧和精神奇葩，是一束承载传统、映照现代并昭示未来的人类文明的鲜花。它既为本民族代代传承，并为其它民族所欣赏。
欣赏是一种由衷的赞美，不是低下的恭维；欣赏是一种理性的深刻审视，不是一种观光式肤浅的浏览；欣赏更是一种洋溢着科学精神和民族气节的批判性借鉴，而不是奉若神明般的顶礼膜拜。所以，对外来文化的欣赏或称之为“赏花”，体现着一个民族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和厚德载物的宽广胸怀，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自信的开放与坦然的抉择，也是一个民族永葆发展活力之必需。
但吸收外来民族文化是一个辩证扬弃和自觉内化的过程，是其它民族文化的绚烂火花与本民族璀璨文化交相辉映、融为一体的过程。因此，博采外来民族文化不能采取“插花”的方式，不能生吞活剥地折下一枝插进花瓶，并摆在文化的花架上供奉礼赞。如果这样，那枯萎的不仅是外来文化的精华，还有本民族的精神。
外来的文化成果只有和固有的深层基础结合起来，才能重新开出鲜艳的花朵。还是象“栽花”一样对待外来文化吧，把外来文化的花枝深深地植入本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才能使民族文化的家园鲜花竟放。
10、虽然新事物不全是有生命力的，但当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就热衷于求新猎奇时，那就叫“过激”；我们对新事物不感兴趣，也不研究、不分析的时候，那就叫“落伍”；当我们对新事物看不惯的时候，那就叫“失衡”；而当我们对有生命力的新事物冷嘲热讽甚至阻碍的时候，那就叫“顽固”。
过激”可以矫正，“落伍”可以赶上，“失衡”也可以求得平衡，“顽固”却是一种必须排除的阻力。
11、虽然新的不一定有生命力，但追求新事物始终是人类进步的永恒动力。
12、传统是过去的时尚，时尚是将来的传统。
传统是流传的，时尚是流行的。
传统在流传中更新为时尚，时尚在流行中沉淀为传统。
13、开拓者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没有抄袭别人，更在于没有抄袭自己。
第二，传播已有文化成果与文化创新重构相统一规律。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说：“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适。”祖辈改造环境的文化创造，以符号或物化形式遗存下来，后辈则掌握前辈创造的文化成果，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新的文化创造。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通过层层积淀而不断积累，这种垂直式的文化传递积累，形成民族或区域的文化传统，对现存文化保持长期的影响力。除此之外，还有水平式的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系统通过接触交流，可以互相渗透、吸收和融合，引起文化变迁与重构。要使文化正常、健康地发展，既需要垂直式的文化传递积累，又需要水平式的文化交流融合。传播已有文化成果与文化创新重构相统一的编辑规律，正是文化正常、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 传播已有文化成果，是文化传递积累的要求。其中有经过长期积淀、成为传统文化精华的部分，如历代整理出版的文化典籍；也有当代人新的文化创造，包括新的理论，新的知识，新的科学技术，新的文艺作品等。有些重大的文化创造会引起文化变迁，即文化内容和结构的重大变化。文化变迁的原因除了本民族的重大文化创造外，还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也是编辑活动的一项基本任务。
� 这样，在文化传播中就会出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碰撞，需要发挥编辑活动的策划组织和选择优化功能，进行文化整合与重构，以实现文化的整体创新。在整合重构中，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被保留下来，并得到新的解读和意义，在现代文化中体现着传统文化的特质。外来文化的精华部分也被民族文化所摄取，成为民族文化新的特质。这种文化体系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各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构成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 有的论者提出，创造性是编辑活动的规律。这种论点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创造性的规律适用于人类的许多活动，因此需要揭示编辑活动的创造性的特点。编辑活动的创造性不仅指具体文化产品的创造(准确地说，是再创造)，尤其是指通过文化整合与重构所发挥的文化整体建构作用。编辑活动的产品，也不仅是具体的文化产品，还有由各种文化产品建构的出版文化体系，以及其中反映的理想信念、社会风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
� 传播已有文化成果与文化创新重构相统一规律，反映编辑活动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传承积累和创新重构，都是文化发展的要求。没有文化的传承积累，文化就没有基础和灵魂；没有文化的创新重构，文化就没有活力和生命。而文化的发展又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它受经济、政治、科技诸因素的推动和制约。因此，这条编辑规律不仅反映编辑活动与文化的关系，也反映编辑活动与经济、政治、科技的关系。编辑活动不仅要适应文化发展的要求，还要适应经济、政治、科技发展的要求，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文明进步。
第三，保证文化产品质量与掌握最佳传播时机相统一规律。
在编辑活动中，产品质量与最佳传播时机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制约文化传播的效果。徐柏容提出的质量与社会效益同步规律，是就质量与传播效果的一致性说的。逸士提出的最佳运行规律，则在质量之外，增加了时效性和编辑周期的因素，认为在最短的编辑周期内，完成高质量的定稿品，并不失时机地向社会传播，才能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本文综合他们的意见，将文化产品质量、传播时机与传播效果作为编辑活动的基本目标，分析它们的对立统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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