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也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凯恩斯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西方学者关于大危机和凯恩斯的几段话：萧条的岁月引起人们的消沉，不满和怀疑是广泛而深刻的。人们又恢复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趣。许多人怀疑，如果资本主义会这样轻易的崩溃，那么，一个不以利润为目的的警醒生产的经济制度，一个生产资料不属于私有而属于共有的经济制度是不是更有意义一些呢？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国家所做的实验上边，特别是注意到俄国，在那里，失业和萧条都不存在。凯恩斯是一个相信在必要时刻政府可以进行干预而不相信完全放任主义的人，他坚信要使经济周期上升，政府必须插足进来用减少失业的方法来维持购买力，这意味着“赤字开支”，但它会恢复经济的平衡。事实上，这是“新政”已经在做的事，而凯恩斯用高度的技巧和理论的根据在他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里加以阐释。凯恩斯在致命危险威胁资本主义的世纪里巩固了这个社会。争鸣如何应对人类经济史上大大小小数百起金融危机,更是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必须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信贷,刺激需求；而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的货币主义者认为,市场总是很理性,政府的干预只能让情况变得更坏,应该让萧条自行结清自己。用弗里德曼的话说,让市场冷静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去碰壁,而不是人为的降温。正是这种迥异的理念决定了对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历史地位完全不同的两种评价:凯恩斯主义认为,罗斯福新政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和干预措施防止了恐慌的进一步蔓延,并通过恢复有效需求帮助美国走出萧条；而货币主义者则认为,正是因为政府的不当干预和救助,扰乱了市场自身调整的周期,反而延缓了痛苦结束的时间,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美国才依靠战争带来的繁荣摆脱了危机,因此是战争而不是罗斯福新政让美国走出萧条。对于中国而言,应对经济危机的历史和经验显然要远逊于欧美等国,如果说1998年因为及时启动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波及亚洲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2008年年底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了4万亿元投资大单。4万亿救市政策可看做是凯恩斯主义药效的最佳发挥。4万亿投资和2009年货币投放约9.6万亿元贷款，是配合刺激计划所采取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似乎一时取得了抵御金融危机的“重大胜利”。但如何诊断并开出有效的药方,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4万亿刺激计划和产业振兴规划,经济学界的分歧也很大。特别是,最近张维迎、许小年、周其仁等经济学家在很多场合都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中国问题的答案,中国不应该采取干预政策,而应该让市场自身调整。批评凯恩斯主义除了在表面上看似能对经济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之外，更为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让政府获得更多和更广泛干预经济的理论依据。在我国，政府职能过于宽泛，政企不分，一些官员习惯以追求政绩为目标。一些地方政府把扩大内需搞成简单的总量扩张，不加控制地实行货币和财政双扩张政策，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通过大量投入来求得GDP的增长。继而产生泡沫经济，地方政府再逼迫银行贷款，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于是地方政府最大的治病本领似乎便是不停地投资。 凯恩斯主义关心的是短期问题，不关心长期问题。一项政策给这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带来伤害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的政策？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虑。地方政府官员一般只考虑短期的事情，不考虑长期的事情，凯恩斯主义尤其适合只考虑短期利益的地方政府官员使用。近些年人们议论这些年市场经济改革发展步履艰难，问题出在哪里？就在于凯恩斯的理论占据了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在一些经济学家眼里，过去10多年里每年两位数以上的GDP增长率仿佛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屡试不爽的明证。然而，真正对当今中国经济社会有深入观察和研究的人，无不清楚这种“成效”背后越来越难以承受的代价。而且，在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制度语境下，我们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已经带来后遗症，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始终把速度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消费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而消费又总是刺激不起来，还存在垄断性经济对民间经济活动空间的挤压和蚕食。可以这样认为，凯恩斯主义是市场经济改革屡屡陷入窘境的理论源头。
20世纪後期开始诸多国家爆发的经济危机显示：凯恩斯的理论有过於简化和低估的因素，形成理论的漏洞：劳工薪水降低或是停滞，多馀的钱落入资本家口袋中後并没有创造更多就业，因为更多「投资」不代表更多「就业」，投资可能是投机性的金融游戏或是房地产的炒作，也有可能是害怕亏损而静态放置在低利率标的上的资金，这些都不会产生工作机会。就算投资实业的资本家也可能创不出太多就业，因为很多新兴行业是走精兵政策而不需要劳动大军，例如一亿美金开设的纺织厂需要5千名员工；但同样一亿美金开设的软体公司可能只要1百名员工。最後导致总就业率并无上升，大量中产人口落入无工作的赤贫同时带动了少量中产人口上升至富豪，社会财富结构开始逐渐扭曲。[1]忽略结构性失业的杀伤力，在分工越精密的先进社会，「隔行如隔山」的效应会不断极大化，不像早期工业时代制鞋厂被开除的员工可以轻易流动至火柴厂上工，因为越原始的工业越不依赖需要长期训练的专业能力，现今社会中被开除的软体工程师无法去金融业找工作，反之亦然，因为需要的学历和专业力已经不是公司老板开一周训练班就能培养的，有心学习新技能的员工也必须付出数年的时间重回学校，期间要背负长期无收入的压力和学费压力，这形成了一种无形壁垒加大了结构性失业的严重度。误认为「总需求」可以无限制提升，凯恩斯并没有提出当有一天总需求停滞时将怎麼处理，理论假设人会一直有新项目的需求产生而生出更多新产业的新工作机会，但是随著科技进步和机械自动化，满足同样需求所需雇用的劳工数量日少，例如1950年每月要生产一万辆汽车可能需要3千名员工，到了2010年因为大量电脑化机械化，只要2百人就能操作一间同产量工厂。所以产生新产业新需求的速度必须加快才能弥补缺额，然而大量低薪或失业的人由於没有钱消费会导致总需求的下降或无法表现，从而抑制新产业工作的出现，开始掉入恶性循环或停滞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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