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由于自己经历的事情和社会当时的大环境，他认为医术高超只能救一部分人的生命，但是文学作品和思想却和这不同，他认为文学可以改变人们的思想，让人们思想上一个更高的台阶，而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思想，带动更多的人民行动起来，这样就能产生更大的能量，从而在根本上扭转中国当时落后挨打的事实，真正的做到”医治“人民。
鲁迅所处的那个年代有很多贫困交加的老百姓没有钱治病，很多人被疾病折磨的生不如死，而且当时鲁迅的父亲得了很严重的肺病，一直卧床不起，鲁迅自己书中记载，家里曾经叫来两个所谓的神医，这两个医生完全不懂什么医术，最后自己父亲的病不治而死。鲁迅从此便生出了想要学医的想法，后来鲁迅去日本留学学医，但是的大环境下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鲁迅毅然选择奔赴文学思想的前线，选择利用文学这个拥有巨大感染力的方式来感召激励人民，用这种方式来拯救人民，拯救国家。
当时的中国人民，思想上还是受到一直以来封建统治的原因，思想上十分闭塞，人民难以找到有力的思想武器来指挥他们去斗争，但是鲁迅一篇篇文章的发表，逐渐解决了这个问题，人民有了思想上的武器，就更有信心战胜侵略者也有了更大的力量去进行斗争，正是由于鲁迅当时这个决定，才使鲁迅的文学才能得以发挥出来，他的思想才能够借助文字这个媒介进行传播。
鲁迅，原名周树人 (1881年——1936年)，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原名周樟寿、字豫山。母亲鲁瑞、父亲周伯宜。后改字为豫才，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
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从此成为世人最崇敬的笔名。
鲁迅生长在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幼年时，他在一个颇富足、热闹的家庭中度过，他常在私塾里读书，并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阅读了众多文学名著和书籍，但在他13岁那年，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他的心灵打击很大，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
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母亲多
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阔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学习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所以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
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
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这样说法还真是头一次看到。赶忙往下读，连翻几页也没有读到鲁迅“学医失败”的佐证。原来葛氏在这里只是下了一句没有例证的断语，放一枪就跑掉了。那么，“鲁迅学医的成绩”，到底是怎样的呢？翻了一些鲁迅传记和回忆资料之类文字，有的没有谈，有的谈了一个大概，没有分数，比如林志浩《鲁迅传》第48页说：“在142个同学中，鲁迅名列第68。”有的谈了具体分数，但科目不全，如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第13页：“鲁迅在仙台医专的考试成绩，后来由‘仙台鲁迅之友社’做过专门调查，很能说明鲁迅对知识的兴趣，他考得最好的一门是伦理学，83分。作为一个外国学生，平均65.5的分数总还不错。分数最低的一门是解剖学，得59.3分，离及格也相差不远。”终于查出了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各科考试成绩，是在周作人的回忆文集《鲁迅的青年时代》第35―36页上：“在小林博士那里又保留着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列有鲁迅的各项分数，照录于下：解剖五十九分三/组织七十三分七/生理六十三分三/伦理八十三分/德文六十分/物理六十分/化学六十分/平均六十五分五，一百四十二人中间列第六十八名。”（见河北教育2003年6月版，引文中的伦理为63分，显为编校之误，笔者在此照李欧梵文做了订正）据周作人如上的回忆文章，小林即小林茂雄，是鲁迅仙台学医的同班生，后来成为医学博士。看来以上各书分数资料，都是源自于小林保存的分数单。
应该怎样看这个分数单呢？
首先，显而易见，这个分数单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它是判断鲁迅学医成绩的最可靠也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其次，人们都很清楚，一个人的考试分数，不论高低，孤立地去看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必须放在同一次考试的平台上，横向考察其所处位置的排列顺序，才能说明问题，也才具有比较意义的。第三，基于以上两点，我们看到，鲁迅的总成绩，虽然不是全年级的上游（47名之内），但他也没落到全年级的下游（95名之后），68名，居全年级中游的中间位置，是中中等成绩。
这样的成绩说明了什么呢？
鲁迅，当年仙台医专惟一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听课、记笔记、考试答卷全都用日语。而且，“仙台医专没有教科书、参考书也很难见到，图书馆里的医学书籍和杂志也不可以轻易借阅”，有的教师还要“经常用拉丁文和德文讲课”的情况下（见林贤治的《人间鲁迅》109页），鲁迅只能靠听课和笔记，同141个“坐地户”日本学生比拼，而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看还真就挺不错的了，怎么能用嘲讽的口气说“实在不敢恭维”呢？如果连这样的考试成绩，也要成为“弃医从文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那么成绩在鲁迅之后的74名日本学生，占了总数一半还多，按葛氏逻辑，不是更要卷起铺盖，弃医而从什么什么去了吗？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关于鲁迅弃医从文的种种动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学界也正在探讨，不是这样一篇短文可以匆忙论述的。但有一点却完全可以肯定：鲁迅决非“学医失败”者，因此，“鲁迅弃医从文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纯是葛氏的率尔妄说。
过去，在那样的体制下，死去多年的鲁迅，也像古今中外一些名人、伟人一样，缘于某种需要，遭遇了神化的命运。经过20多年拨乱反正，一个真切的人间的鲁迅，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中国人，正在向我们走来。而今，葛红兵在鲁迅弃医从文问题上，无视考试成绩这样一个常识性的事实，轻薄为文，以反对神化圣化之名，行矮化丑化之实，能说是正确的吗？由是我们看到：不论什么“化”，这两种极端，都是鲁迅研究的障眼法，我们都要批判之否定之―――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
他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也不必以为不幸的”。后来他写了大量的杂文和小说，成为我国最伟大的现代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