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对她误会太深吧。
第一重误会，是把她的风格定义为：“华美”、“奢靡”、“小资”。
张的笔下的确有大泼大染的色彩，有高宅深院、华衣美服、珠环翠绕。但那仅仅是因为她的出身和她所赖以取材的生活经验。
华美、奢靡，只是个背景。而她的作品，反倒是力求素朴——也就是关注平淡、庸常、脚踏实地的生活，关心那些被重力牢牢束缚在地面、不可能飞到天上去的凡人。
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出身寒微的“凤凰男”，绝不能辜负母亲的期望，所以要压抑自己做个“好人”，娶个不喜欢的“好太太”。
如《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离过婚的大龄女，住在娘家又不受待见，必须趁着最后一丝韶华，给自己谋一个出路。
正像住在地下室的人，并不一定比住在十楼的人更脚踏实地。而田里的农夫，也不一定比海上的渔民更脚踏实地。
张爱玲只能写她目力所及的、“十楼”的脚踏实地，因为她恰巧住在“十楼”。
第二重误会，是把她当作“浪漫爱情”的代言人。
张爱玲的小说浪漫吗？一点也不。她是最爱撕破浪漫的人。
《第一炉香》里，她借葛薇龙的口说：“女人真是可怜！男人给了她几分好颜色看，就欢喜得这个样子！”在她眼里，那些陷入浪漫幻想的女人，是可怜、可悲的。
《封锁》里的吴翠远，在电车上遇到吕宗桢，被撩拨得幻想去给人做妾。然而封锁结束了，宗桢坐回原来的位子，她才明白过来：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恰在这时，电车司机唱起来：“可怜啊可怜！”张爱玲甚至借司机的口骂上一句：“猪猡！”
《倾城之恋》里，为了成全白流苏，一座城陷落了，浪漫吗？不浪漫。白流苏要的不是爱情，而是一个体面的身份、一张长期的饭票。范柳原要的也不是爱情，而是找个旧式女子当情妇，换换口味，寻求一种新的刺激。一对各怀心思的小男女，因为战争，过起了庸常的小日子。
张爱玲的笔下不会有书生小姐、骑士公主的浪漫故事，也不会有“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因为她自己就不相信。
她平生只糊涂了两三年，为胡兰成沉迷一时。而之后的她，一定不愿意被定格在最蠢的时候，不愿意给那些“傻白甜”奉为“浪漫爱情”的代言人。
第三重误会，是批评她只写小情小爱，回避时代潮流。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为自己做过辩解。她所追求的，是永恒：
“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
时代的浪潮，激越的斗争，往往是短暂的。而无论哪个时代的人，都要吃饭、过日子、谈恋爱。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左翼文学、以斗争为主题的宣传品，现在我们已经不爱看了，但我们仍然在读张爱玲的小说。
她所追求的，还有真实：
“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那个时代风起云涌，但那些庸俗、软弱的凡人，还是占了大多数。张爱玲关心他们的命运。
试想，如果把她笔下的主人公都交给巴金来写，那可能他们都大彻大悟，走上革命道路了吧。但读读《小艾》，她虽然从小被卖入席家当丫头，遭五老爷强暴，受五太太虐待，但她所指望的，无非是早点嫁人，离开那个鬼地方。这愿望，不彻底，但很真实。
张爱玲写《金锁记》，取材于李氏家族；写《花凋》和《琉璃瓦》，取材于舅舅家的事；写《殷宝滟送花楼会》，取材于同学的经历……为了追求真实，她把亲戚朋友得罪了个遍。
唯一的一部《半生缘》是虚构故事，脱胎于美国作家马宽德（J.P.Marquand）的小说《普汉先生》。但小说连载出来，竟有人跑到张爱玲的公寓门前大哭，说顾曼桢就是她，张爱玲写出了她的亲身经历。
这就是张爱玲的素朴与深刻吧。她所追求的永恒和真实，使她的作品在一代代读者中长久流传。讲不完的命运，说不尽的心事……
我认为，既然如此，这种事实对本人来说意义重大，相信对这个世界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宋·张耒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这句话像一盏指引我进步的航标灯，处处照亮着我人生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