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对她误会太深吧。
第一重误会,是把她的风格定义为:“华美”、“奢靡”、“小资”。
张的笔下的确有大泼大染的色彩,有高宅深院、华衣美服、珠环翠绕。但那仅仅是因为她的出身和她所赖以取材的生活经验。
华美、奢靡,只是个背景。而她的作品,反倒是力求素朴——也就是关注平淡、庸常、脚踏实地的生活,关心那些被重力牢牢束缚在地面、不可能飞到天上去的凡人。
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出身寒微的“凤凰男”,绝不能辜负母亲的期望,所以要压抑自己做个“好人”,娶个不喜欢的“好太太”。
如《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离过婚的大龄女,住在娘家又不受待见,必须趁着最后一丝韶华,给自己谋一个出路。
正像住在地下室的人,并不一定比住在十楼的人更脚踏实地。而田里的农夫,也不一定比海上的渔民更脚踏实地。
张爱玲只能写她目力所及的、“十楼”的脚踏实地,因为她恰巧住在“十楼”。
第二重误会,是把她当作“浪漫爱情”的代言人。
张爱玲的小说浪漫吗?一点也不。她是最爱撕破浪漫的人。
《第一炉香》里,她借葛薇龙的口说:“女人真是可怜!男人给了她几分好颜色看,就欢喜得这个样子!”在她眼里,那些陷入浪漫幻想的女人,是可怜、可悲的。
《封锁》里的吴翠远,在电车上遇到吕宗桢,被撩拨得幻想去给人做妾。然而封锁结束了,宗桢坐回原来的位子,她才明白过来: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恰在这时,电车司机唱起来:“可怜啊可怜!”张爱玲甚至借司机的口骂上一句:“猪猡!”
《倾城之恋》里,为了成全白流苏,一座城陷落了,浪漫吗?不浪漫。白流苏要的不是爱情,而是一个体面的身份、一张长期的饭票。范柳原要的也不是爱情,而是找个旧式女子当情妇,换换口味,寻求一种新的刺激。一对各怀心思的小男女,因为战争,过起了庸常的小日子。
张爱玲的笔下不会有书生小姐、骑士公主的浪漫故事,也不会有“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因为她自己就不相信。
她平生只糊涂了两三年,为胡兰成沉迷一时。而之后的她,一定不愿意被定格在最蠢的时候,不愿意给那些“傻白甜”奉为“浪漫爱情”的代言人。
第三重误会,是批评她只写小情小爱,回避时代潮流。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为自己做过辩解。她所追求的,是永恒:
“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
时代的浪潮,激越的斗争,往往是短暂的。而无论哪个时代的人,都要吃饭、过日子、谈恋爱。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左翼文学、以斗争为主题的宣传品,现在我们已经不爱看了,但我们仍然在读张爱玲的小说。
她所追求的,还有真实:
“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那个时代风起云涌,但那些庸俗、软弱的凡人,还是占了大多数。张爱玲关心他们的命运。
试想,如果把她笔下的主人公都交给巴金来写,那可能他们都大彻大悟,走上革命道路了吧。但读读《小艾》,她虽然从小被卖入席家当丫头,遭五老爷强暴,受五太太虐待,但她所指望的,无非是早点嫁人,离开那个鬼地方。这愿望,不彻底,但很真实。
张爱玲写《金锁记》,取材于李氏家族;写《花凋》和《琉璃瓦》,取材于舅舅家的事;写《殷宝滟送花楼会》,取材于同学的经历……为了追求真实,她把亲戚朋友得罪了个遍。
唯一的一部《半生缘》是虚构故事,脱胎于美国作家马宽德(J.P.Marquand)的小说《普汉先生》。但小说连载出来,竟有人跑到张爱玲的公寓门前大哭,说顾曼桢就是她,张爱玲写出了她的亲身经历。
这就是张爱玲的素朴与深刻吧。她所追求的永恒和真实,使她的作品在一代代读者中长久流传。讲不完的命运,说不尽的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