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朱征夫表示，他今年的提案之一是建议设立前科消灭制度，消除已改过自新前科人员的耻辱标签。
《刑法》第100条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该制度强化了犯罪的非刑罚制裁力度，与累犯制度共同体现了再犯预防的价值追求，从预防犯罪角度来看具有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但前科对于已改过自新的人员来说是一种耻辱的标签。”朱征夫认为，前科报告制度容易导致前科人员就业困难甚至面临生存问题，极易滋生再次犯罪。此外，因亲属为前科人员而受到职业限制，也违反了责任自负原则和平等原则。因此，前科消灭制度的设立极有必要。
前科消灭制度是指被法院宣告构成犯罪的行为人，在具备法定条件后，经过法定程序注销其犯罪记录，从而不再对其所具有的犯罪记录进行规范性评价，恢复其正常法律地位的刑事制度。
目前法国、俄罗斯、越南等国家都有明确的前科消灭制度的立法规范，我国在《刑法修正案（八）》和刑事诉讼法第275条中规定了针对未成年人的有限的前科消灭制度，即对符合条件的前科记录予以封存，仅对办案机关或有关单位开放查询。
朱征夫表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前科消灭，而仅仅是前科封存，但对于前科消灭制度的设立具有积极的意义。
他认为，在当前我国大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适时设立和构建覆盖成年人和所有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制度，既体现了刑事政策轻缓化、人性化司法理念，也反映了对社会边缘群体的人文关怀。
不过，他也表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是在目前并无法律支撑的情况下，需要统筹考虑法律规范冲突、价值冲突、时代背景及公众态度等制约因素，更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司法、行政及社会力量的配合。
因此，他建议，明确前科消灭的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前科不必然消灭，而是要综合考虑罪名、刑期、时效性、服刑期间及服刑完毕之后一定时期内的表现等因素，经特定审核程序后宣告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