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窑：官窑起自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公元八世纪~十四世纪)，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
永乐官窑：永乐是明朝第三个皇帝，明成祖朱棣（1402-1424在位）的唯一年号。永乐帝在位时，景德镇瓷器生产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是中国瓷器烧制承上启下，内外交流的重要阶段，上承宋元，下启康乾，并广泛与外国交流学习。能工巧匠们除了继承前辈的精巧工艺，仿制元代的典型器物外，还大胆进行创新改良，烧制成永乐甜白，青花，釉里红等极具时代特色的新瓷器，尤其是多色低温釉上彩瓷器，打破了以往瓷器多为单调色彩的传统，使之更赏心悦目，为后来的成化斗彩，嘉万五彩乃至康雍乾粉彩瓷器烧制奠定了基础。借郑和下西洋和外使出访之际，永乐瓷器得以与世界其他地区交流（外销瓷和赏赐附庸国专用瓷），从外国进口颜料（如永乐青花所用的苏麻里青）学习技艺。永乐瓷器中也出现了一批地域色彩浓厚的伊斯兰瓷器，这既是对前朝的继承，也是新时期向外国学习的证明。
用瓷土烧制精细的瓷器是汉族特长。原始瓷器从陶器发展而来，最早见于郑州二里同商代遗址。东汉出现青釉瓷器。早期瓷器以青瓷为主，隋唐时代，发展成青瓷、白瓷等以单色釉为主的两大瓷系，并产生刻花、划花、印花、贴花、剔花、透雕镂孔等瓷器花纹装饰技巧。五代瓷器制作工艺高超，属北瓷系统的河南柴窑有“片瓦值千金”之誉。柴窑是后周柴世宗官窑，传说周世宗要求柴窑生产瓷器“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但至今尚未见到柴窑传世品或发掘实物。南瓷系统以越窑“秘色瓷器”著名。宋代瓷器以各色单彩釉为特长，釉面能作冰裂纹，并能烧制窑变色及两面彩、釉里青、釉里红等。著名“瓷都”景德镇因宋景德（公元1004-1007）年间为宫廷生产瓷器得名。所选瓷土必白埴细腻，所制瓷器质尚薄，色白如玉，善做玲珑花。元代瓷器盛行印花瓷及五彩戗金。明代流行“白底青花瓷”，青瓷有“影青”，瓷质极薄，暗雕龙花，表里可以映见，花纹微现青色。又有“霁红瓷”，以瓷色如雨后霁色而得名。窑变色从一种发展为窑变红、窑变绿、窑变紫三种彩。清代生产“彩瓷”，图样新颖，瓷色华贵，以“珐琅瓷”、“粉彩”杰出，又有“天青釉”，仿拟五代柴窑瓷色，还有霁红瓷和霁青瓷等。现在著名瓷器产地有：江西景德镇，以青花瓷、青花玲珑瓷、颜色釉瓷和粉彩瓷闻名。河北唐山、山西长治、广州石湾都能采用传统工艺及现代化技术设备，烧制各种各色瓷器。此外，还有河南禹县的钧瓷、临汝的汝瓷，浙江龙泉的青瓷等。 The China Road）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象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