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英国外交政策从“光荣孤立”走向军事结盟,其目的是什么?

如题所述

遏制众所周知,英国自近代以来其外交政策,特别是欧洲政策,一贯恪守“均势原则”。由于英伦三岛远离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其在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中的领先地位,促成了英国在许多欧洲重大问题上能够“超然物外”。 18―19世纪,英国以其拥有的无可匹敌的政治、军事及经济力量,傲视群雄、睥睨众小。凭借着“重海洋、轻大陆”的海上霸权战略,在对欧陆外交政策中奉行“光荣孤立”,推行“均势外交”,不与欧陆任何强国建立联盟,同时保持英国对欧陆事务的充分发言权。与美国的“孤立主义”不同,英国的“光荣孤立”还隐含着对欧洲霸权及影响的重大含义。
尽管出于现实需要,英国在这一时期也曾有过与欧陆国家的联合,如19世纪初为战胜拿破仑帝国而结成的数次“反法联盟”等,然而,这充其量不过是英国推行其均势政策、现实主义外交的一种策略,无法从根本上动摇英国外交传统的“均势原则”。而且英国“均势外交”中的诸多因素,如领导责任、着力幕后控制、强调纵横裨阖、灵活机动以及制衡均势等现实主义外交精神影响深远,深深植入其外交实践的骨髓,贯穿了英国各个历史发展时期,成为构筑其对外政策基础的核心与纽带。
如果说“光荣孤立”政策反映了英国近代以来所拥有的强大国力以及重大国际影响,那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外交政策的变化则反映了其国力的衰退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随着美国、德国崛起,英国的欧洲霸主地位遭遇空前挑战。19世纪后期,英国放弃“光荣孤立”政策而与法、俄结盟,目的在于维系摇摇欲坠的旧世界秩序。由此,英国推出“有限责任”政策代替“光荣孤立”政策。作为后者的延伸,“有限责任”政策更强调英国作为欧洲大国对欧陆事务所担负的道义与现实责任,而这种责任大多关系英国的切身利益;同时该政策也强调了英国历史与地理的特殊性,突出其责任的“有限性”。 事实上,“有限责任”政策并没有放弃其传统的“均势原则”,所不同的是,正是由于严格遵守“均势与制衡”的外交传统,在外交实践中,英国采取“举而待发”的灵活策略,借以维护欧洲相对“均势”格局。
从20世纪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有限责任”政策主导了英国外交实践。英国在一战中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体现了英国“有限责任”政策的威慑性。一战结束后,在欧洲力量重组及世界秩序整合的力量角逐中,英国的“有限责任”政策在外交实践中更体现了其机变与灵活的特点,在对待法国的战后欧洲霸权政策上,英国视责任与距离并重,假仲裁者之手积极扶持德国,牵制法国。20年代的德国赔款问题、“洛迦诺公约”等都成功地体现了英国外交政策中“均势与制衡”的精神,这使英国“有限责任”政策在实践中高屋建瓴,游刃有余。然而,随着30年代德国法西斯力量扩展,英国的“有限责任”政策在法西斯的战争叫嚣下显得捉筋见肘、力不从心。对这一时期的英国来说,它“既缺乏介入欧洲事务的决心,又缺乏介入的手段”①。在德国法西斯的一系列军事冒险与扩张中,英国采取了绥靖与遏制并行的政策。“有限责任”政策就象一部严重缺乏润滑油的破旧机器,无法有效运转。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全面改变了欧洲力量对比,英国外交政策出现新变化,但随后的“张伯伦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英国外交实践的颓势。继之以后的是,英国对东欧、南欧以至北欧部分国家提出安全与领土保障承诺,实质上这是“有限责任”政策失效后英国遏制、威慑德国的战略调整。对英国来说这是极其冒险与卤莽的,因为它缺乏必要且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与实力来承兑其诺言。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有限责任”政策走到了尽头。在丘吉尔战时联合内阁的领导下,二战中英国外交政策开始了新的转变,“联盟政策”明确成为其外交实践的主导方针。该政策到二战结束初期逐步发展定型,成为英国战后外交战略的核心。英国外交政策这一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起因于二战中英国的进一步衰落,更因为战后美国的崛起及其世界主义政策全面改变了旧世界力量格局与分布,迫使英国不得不改弦更章,适应世界新格局的发展趋势。然而,这一转变过程的实现是异常困难的,因为虽然“在二战期间英国外交政策的重新定向就已开始了,但直到战争结束,在英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中间仍存在着巨大的思想混乱”① 。
新“联盟政策”与以往不同,英国不再高高在上、俯视欧洲事务,而是以更加平等的“伙伴”身份与欧陆国家共商大计,加强相互间军事、政治合作。然而,英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仍存在着其称霸欧洲的政策意图,而且在政策制定和外交实践中也存在着浓厚的美国情结。尽管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二战的险峻形势使然,但就其实践的结果来说,仍然是为了建立英国领导的新的欧洲和世界安全模式。
由此可见,英国近代以来其对外政策的三个变化,尽管其外在形式多种多样,在外交实践中侧重点也各不相同,但是其发展、演变的连续性与继承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光荣孤立”,还是“有限政策”抑或“联盟政策”,追求英国的欧洲霸权及影响,维护“均势”、提倡“制衡”的外交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作为英国战后外交政策的产物,西欧国家政治军事联合的新安全模式,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现实”与“均势”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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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0-01-10
在原则上,外交活动的最终归属是为自己国家获得最大的利益,英国在18世纪开始工业革命之后国力飞涨,大英帝国的米字旗永远都有太阳照耀,同时,其海军舰队的实力亦能保证其对于殖民地的控制,所以,不需要寻找打手或者小弟或者盟友来瓜分其构建的世界秩序中的利益,所以“光荣孤立”,但是到了20世纪初,工业化国家的大量出现以及这些工业化国家对于殖民地的需求,使英国政府感觉到力不从心,尤其是美国,德国,日本等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崛起,促使英国政府必须在这些工业化国家中寻找一个实力弱于自己但是能有效控制其所在地区并且不会严重危害到他全球利益的国家作为盟友,于是就有了“英日同盟”。
其实这个问题用通俗点的话来讲,就是之前英国自己能搞定全世界,所以不需要小弟,后来英国发现自己搞不过或者说自己的实力不足以保证绝对的威慑了,所以需要一个代理人抑或小弟的角色作为其盟友,不论哪种策略,其目的永远是相同的,就是保证大英帝国在全球的利益
第2个回答  2010-01-10
简单的说,是因为德国的崛起。严重威胁到自身的霸主地位

德国在1871年正式同意后,大力发展工业与科技,工业产值迅速超过英法直至世界第二。军事实力上,陆军战斗力也超过了英法,只有海军落后。德国还是个容克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扩张欲望强烈。德国希望能从英法手中夺得海外殖民地与世界霸权。

原本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的外交政策非常成功。真正与德国势不两立的只有法国。而英国和法国本来是几百年来的冤家,罕有结盟。俾斯麦没有得罪英国。但是后来德皇威廉二世亲自掌权。他是个妄自尊大好大喜功的家伙。英国率先向德国提出了结盟的意向,被他武断的拒绝了,还屡屡声明德国要做海上霸主。这是英国所不能容忍的。于是英国摒弃了孤立政策,加入法俄协约。以对抗欧洲最强的国家德国
第3个回答  201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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