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1918～2001）与张爱玲（1920～1995），出生于一九二0年前后，在现代台湾文学史与中国大陆文学史中，都占据了相当的篇幅。
尽管她们未有过实质交集，但文学渊源、时代环境、生平经历、世情态度、女性意识、文学定位等，却隐然形成微妙的对照，将她们的观点并列来看，更是交锋无数，透过这番对照记，将更鲜明地凸显各自的特点，同时也为这两位塑造了不同典范的作家，寻求对话的可能。
林海音是总不凋零的冬青树，张爱玲则是暗夜里一闪即逝的流星，前者令人崇敬感佩，后者令人惊艳叹息。张爱玲早慧，七岁开始写小说、十二岁在校刊发表小说、二十岁获《西风》杂志征文奖，二十三岁即以过人文采在上海文坛走红，小说集「传奇」即是她文学生命的隐喻；当四0年代末林海音来台开始发表作品时，张爱玲写作生涯已走下坡；三十七岁时林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冬青树」，书名预言了自己未来的写作生涯，同龄的张爱玲却遭受英文写作屡被退稿的打击；林海音于四十一岁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晓云》时，张爱玲已被夏志清评为「中国今日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尽管林海音创作较为晚熟，却持续笔耕半个世纪。
相反地，张爱玲继承了鲁迅暴露中国人性格的阴暗面和劣根性的精神，鲁迅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与张爱玲代表作《金锁记》与都写吃人礼教，主角都得了精神迫害症，只不过一是疯男一是疯女，一批判地主佃农制度一受婚姻买卖桎梏，前者结尾于：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在呐喊中犹抱期望；而后者则是：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沈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倾城之恋．金锁记》
北京与上海孕育了林海音与张爱玲，她们的作品也反哺回这两座城市。将两人的作品并置来看，我们同时也就欣赏到北京与上海的不同风光：胡同与弄堂、四合院与小公寓、骆驼与电车等的悠闲与狭促；领略到北京人的豪放真率、热诚相待，与上海人的精明世俗、人情淡薄；体认传统儒家美德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与中西混融的洋场文化中传统礼教的崩解。我们还可以听到不同的方言，北京土话的爽脆豪迈：“河边儿娶媳妇儿，把王八逗乐了！”“胡同里娶媳妇，口儿上热闹！”上海方言的温软腔调：“侬拨我十块洋钿，我就搭侬买！”“价大格人，跪下来，阿要难为情”。
三0年代京海派水火不容，十余年后在林海音与张爱玲身上，我们看到了两派不再壁垒分明的可能。
从日常生活行事作风来看，林海音勤快利落、豪爽大方，张爱玲懒散缓慢、锱铢必较。林海音像是温暖和煦的橘红太阳。张爱玲的中学老师汪宏声则描述张爱玲是：“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的萎糜不振。”他认为这是“因了家庭里某种不幸”所造成的，尽管其后张爱玲展露风华，她生命中仍留有忧郁的蓝色月影。
林海音与张爱玲的性情行事迥异，生平经历亦然。将两人的生平大事参照来看，同时也就看到对比的人生，巧合的是，这两条原无交集的生命线，却几度在同样的时间曲折转弯：一九三一年林海音十三岁时父亲逝世，同年十一岁的张爱玲父母离异，父亲早逝让身为长姐的林海音，养成坚强倔强的性格，父母离异则让张爱玲更为敏感忧疑；一九三九年林海音二十一岁时结婚，同年十九岁的张爱玲赴香港大学读书，林海音进入大家庭后待人处事愈趋圆通，而张爱玲此番远行深化了学识、扩展了眼界；一九四一年二十三岁的林海音享受初为人母的喜悦，二十一岁的张爱玲正经历残酷的港战洗礼，这些极端不同的经历都在她们的笔下留痕。
林海音是家庭事业兼顾的女性典范，她终其一生是乖巧的女儿、贤良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张爱玲自小叛逆、不合乎传统妇德标准、也未生育后代，当她离去之时，既不是以妻子，也不是以母亲的身份，而仅仅是以一个女人、一个普通女性作家的身份，就此而言，她果然远离了男性话语历来诠释的女性角色，张爱玲独立于家庭与社会网络之外，她就是自己，且是以文字完足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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