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就是伊拉克是一个有着各种缺陷的国家，美国现在根本无法确定世界上未来的面对的对手是否和伊拉克同样虚弱。”----作者
回顾伊拉克战争和先前美英与伊拉克军事力量的对比都清晰地反映出联合作战力量角色的转变。伊拉克战争的结果不仅展现了这种转变的价值，而且解决了有关战争一系列关键教训的争论，而这种争论甚至开始于主要战斗开始之前。
在3月底美军地面部队行动停滞时，一场争论出现了，它针对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强迫美国军队和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托米·弗兰克斯接受比他们最初所要求少得多的军事力量。一些批评家指出，这种对战争计划的干涉削弱了联合军事力量，使他们不足以赢得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联合军事力量胜利的速度和程度回答了一切。联合作战计划和军事力量态势不无风险，但是联合军事力量不需要达到取得战争胜利的传统军事实力标准。同时，战争结果还引出了新的军事理论问题，未来美国军事力量运用计划和美国现在是否能够计划一场“新式战争”，这些都需要未来进一步解决。
一、战争计划的争论
伊拉克战争的战争计划形成的详细过程还是一个未打开的“黑匣”。除了那些直接参与作战计划制订和执行的人以外，能真正了解联合作战计划形成详细情况和作战计划的选择的人很少。实际上在所有战争计划的制订过程中，有关作战指导原则方面都有严肃的争论，提出最有可能的军事解决方案是军事人员的职责所在，而确定战争计划符合政治、财力、物力条件和总统的总体要求则是国防部长的责任。在军队和政府官员这些对国家安全最负有责任的人员中，不含有这种激烈争论而制订出战争计划的战争是会陷入危险和被动境地的。
通过与一些曾参与制订伊拉克战争计划的个人交谈，我们了解到，在2003年3月底一些文职官员对战争计划提出的批评阻碍了战争计划，但很明显其中也包含了真理的因素。在战争计划制订过程的早期，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同事曾质询弗兰克斯将军和战争计划制订者们，要求他们研究重空轻地的军事力量选择和使用问题。高级军官在讨论过程中指出这些讨论有时候是对立的观点，但多数令他们紧张的问题还有其它原因。
一些军官感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非常轻视军事专家，这种紧张出自国防部长对美国军事力量和各种各样的规划的主要改革和军队计划的讨论。这种紧张在陆军特别强烈，他们中至少一些人认为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更有效地兼任了陆军参谋长之职，并偏爱空中和空间的精确战而不是笨重的陆军。
在战争开始时，一些军官对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和支援保障有效性表示担心。按照1990年战争计划标准衡量和此后研究“两个主要地区性突发事件”，美国将需要5-7个重型师以对付与伊拉克陆军规模相当的军事力量，而不是一个重型机械化步兵师，一个中型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和一个相对轻型的第101空中突击师。
传统的军事计划需要更强的军事力量来保证主要地面进攻部队后方和侧翼的安全，并且需要更多的各种支援保障分队。体现这种兵力运用的不同时期部队调整表被联合参谋用于制订战争计划。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反复质询了军事力量的兵种和规模，在战争计划制订的最初阶段又做了缩减和调整。
然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内部军事争论时，军事和文职人员之间如此对立还是少见的。许多军官也质询传统军事力量需要量，并且感到一些决策在战争计划制订中有些过时了。他们感到一些决策要求过多的军事力量和战争计划实施进程过于缓慢，这些都没有反映出情报、监视、侦察、空中精确打击和地面力量机动速度的优势。
如果说军事人员内部关于以上问题存在“代沟”的话也许是不公平的，因为支持传统还是改变毕竟与年龄没有关系。至少一些参与制订战争计划的官员感到在提交给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那份战争计划里的关键决策是过时的，并且力图提交一份令大家都满意的战争计划，其中所需的各个军种都大于其实际所需。
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战争计划是在没有人对伊拉克战争能力有错觉的情况下制订的，尽管直到战争结束，没有一个计划制订者能够排除伊拉克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美国的情报已经清楚地确定了伊拉克军队结构规模绝大多数对比缺点。当美国情报分析家发现伊拉克潜在的威胁是因其庞大的军队人数时，他们也看到了实际在伊拉克常规部队的各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且他们的评价没有给联合军事力量对比提供理论根据，伊拉克现军队无法打败它。
此外，像陆军副总参谋长在战争计划争论之前就认为，精确空中打击和装甲机动能力和联合作战所构成的优势使得更小的部队就可以保证侧翼和后方安全，机动速度和精度比传统战争样式更有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将军也持相似观点。
二、政治因素引起“战争计划”的争论
一些在职的军官批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傲慢无理地干涉军事还表明主要是弗兰克斯将军赢得了争论的胜利。事实是土耳其拒绝为美英200多架战斗机、大约70-100架直升机提供基地，而美国第四步兵师和第三装甲骑兵师与战争计划的争论无关。联军开战没有完全计划好开辟伊拉克北部第二条战线也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决定的战争计划无关，这也是事实。
同样大多数军事力量计划受联合国安理会长时间对伊拉克动武授权争论的影响也是事实。这种争论迫使国防部作出政治决定以延缓一些部队的部署和众多海、空运输行动，避免美国好像要在联合国授权之前就急于开战，这同样给伊拉克更多的时间来备战。
最后，在战争一开始就决定利用有利时机对伊拉克现政权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实施“斩首”行动是一项政治决定，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军队关系紧张没有任何关系。决定不等几天看萨达姆是否死亡和伊拉克现政权是否垮掉就开始大规模空袭战役同样与此没有关系。
三、关于不了解“战争计划”详细过程和特质的争论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一个长于与人对质争论的人，他不是一个以同情和怜悯的方式来恳求或刺激别人的人。但是，在3月25日美国国防部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回答的有关争论公平性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
我不知道政府以外的人是怎么知道我的看法是什么的，或者是弗兰克斯将军的观点是什么的，或者迈尔斯将军观点的。我们都深受影响，战争计划已经被所有指挥员，当然，也有迈尔斯将军、佩斯将军、唐·拉姆斯菲尔德和美国总统先生，而且这个战争计划很好，在4天半到5天时间地面部队已经逼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了。我们在伊拉克的军事力量每一天、每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在增强。这是事实，而且将继续增强。有一个军事力量流，数周之前就开始向战区流动，全体人员空运到战区与自己的装备整合。每个小时那个国家联军的军事力量都在增强。
如果你们回到阿富汗形势，就会像前几天一家报纸描写那样的陷入“泥潭”。并且就是最近几天形势看来不错，我记得，马扎里沙里夫已经被攻陷，其它城市也开始陷落。
3月25日，美国国防部的记者招待会上迈尔斯将军关于此问题还有如下发言：
这项计划正在执行当中，人人都参与了计划的制订，人人对计划表示同意。我已经公开发表意见表示，我认为战争计划最终由弗兰克斯将军参考他和他的指挥人员们的意见系统化和最终整理，是一项非常出色的战争计划。并且我们已经按照此项计划实施了近一周时间。我们已经逼近巴格达。我们遭受重大损失主要是因为伊拉克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中有关武装冲突的条款，伊拉克军队身着平民服装或向我部队诈降然后对我部队人员发起突然袭击。所以我认为这项战争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会实施到底。
我要说，实际上我军此时已经深入伊拉克境内200多公里，已经到了巴格达脚下，我们不急于攻击伊拉克地面共和国卫队师。因为我们已经用直升机打击他们，武装直升机，还有空军和火炮打击他们，但是我们没有用典型的战斗方式与其激战。
联军地面部队司令在战斗结束后的4月23日发表了相似的观点：
地面战役的行程已经反映出我们高速持续性的作战行动，准确的机动、远距离的后勤补给保障，我承认其中在我们的远距离的通信和后勤补给保障线有风险，但我们已经克服了困难，战争计划执行决策总是针对敌人的。
并且我要反驳任何提出战争中的作战行动有所停顿的言论。我们时时刻刻都通过空、地、海和特种部队等向萨达姆政权施加压力。
伊拉克战争中没有作战行动停顿，你制订战斗计划后会碰到糟糕的天气，战争中有3-4天我们就碰到了这种情况，他们停下来以便后勤保障能跟上，几次战斗后部队也需要重新编队，如果那一天你和这个部队在一起，看起来这支部队好像停下来了。但同时我们没有停止空中打击、直升机对地攻击、战场其它部分地面部队的机动，在整个战争中我们的特种作战部队都在伊拉克全境执行特种作战任务。
华莱士将军对战争计划、军事力量强度和战后的意外提出一些重要观点：
我建议你的是“节奏”快些或慢些，或者快慢都行只要由你控制节奏，而不是由敌人。当我们放缓推进的进程和节奏，那是我们有意做的，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我们想在总攻巴格达之前建立我们的后勤补给基地。二是即使不向前推进，我们每天也都在攻击敌人。
我想萨达姆的部队想将我们引入城市，他们认为在城市中对他们有利。实际上，我们将城市变成了一个对其不利的地方，用我们的装甲部队突袭他们的重型装备、车辆、掩体。我们曾用我们的重型装甲部队进行袭击，后来转变为由重型装甲装备支援下，轻型步兵进行进一步的清理性行动。在这一系列战斗中，我们不仅保证了通信线路的安全，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战斗力，而且开始控制人口中心区，本来准备在战争第4阶段稳定性的军事行动进行的，这一问题比我们预期提早结束了。
四、“战争新样式”的争论
伊拉克战争是否是战争变革的产物，反映一种新的战争样式。战争双方的不对称是战略、战术、技术等多方面的综合，这种变革帮助美英快速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谈及“战争新样式”和军事力量变革需要有一个历史的角度。关于二战后美军军事力量变革需要军事历史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包括这种变革成功和失败的规律，及军政官员在这种变革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过程总是充满着军事政府部门的关系紧张和军队内部深层次的争论。美国已经从众多正规的筹划工作受益，决策制订通常总是辩证的而不是经验主义的。
当今众多的军事变革都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早期的历史根源，美国的军事变革的速度和特性引人注目，尤其是在冷战后期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而获得了变革的惟一动力后。
这不是分析伊拉克战争教训而随便找的一个时间点。众多军队政府领导人用了将近25年时间来建设成的美国军队，在2003年3月投入了伊拉克战争。他们是胜利与失败的产物，实际上，每一点作战要素在投入战斗时都是处于军事变革过程之中的。
概略地看，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这些军事力量开始实践一种“战争新样式”，而且在阿富汗战争中使用并改进了许多技术装备，但是他们使用的许多关键的武器装备都是定型于越南战争或更早的战争时期。当然，关于战备和领导的一些最重要的教训主要来自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的失败。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战争新样式”是建立在新旧战争能力的恰当融合上。
美国确实实现了一种新的“战争新样式”的许多要素，正如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制订的军事力量改革的相关文件和证明所提到的一样。伊拉克战争的经过已经清楚的表明了美国军事力量通过作战分别达到《四年防卫评估报告》中确定的六个目标：
一是保卫美国本土和其它军事行动基地安全，清除敌核、生、化武器和运载工具；
二是不给敌人庇护所，剥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他们的跑和藏的能力；
三是在遥远的战区规划和建设军事力量以应付面临的威胁；
四是在太空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
五是进行有效的情报活动；
六是使用情报技术提供美国联合作战力量通用行动图。
伊拉克战争的进行遵循的许多军事原则出自一开始就提到的“拉姆斯菲尔德学说”，尽管各新闻机构对拉姆斯菲尔德学说的表述各有侧重。
一份报告将其描述着重于“精确闪击战”，强调：
一是快速机动、部队轻装，这样的军事力量能够快速投入战斗；
二是弹性决策，保证战场部队对形势的变化做出快速反应；
三是陆、海、空、海军陆战队联合作战；
四是运用战略空中力量对数百个目标发动同时攻击；
五是将高技术应用于“灵巧炸弹”和战场情报收集。
另一家新闻机构将拉姆斯菲尔德学说描述为：
一是由文职人员调整战争计划及其实施；
二是速度和机动；
三是弹性实施；
四是着重运用特种作战部队、大规模空中精确打击、诸军兵种联合或整体作战；
五是应用更新的技术装备，如利用无人机提供战场实时图像。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军队改革办公室主任在总结伊拉克战争教训时没有提及任何拉姆斯菲尔德学说，他表述了如下内容：
一是网络中心战的运用增加，及其通过空地作战和动态作战等新形式所表现出的作用，他把被更好的传感器和情报信息网、迅速决策、相对独立多战场的驾驭能力推动的这一过程称为没有前沿的战场；
二是在网络中心战中需要更多的接续性；
三是所有的非直接火力方式，火炮支援、近距空中支援和空中战场遮断等，要增加有效运用、相互促进；
四是在战场尽可能减少对直升机垂直空运的依赖；
五是提高对特种部队和地区性因素重要性的认识，有能力与当地友军共同作战，提供更多像特种作战部队一样的力量保障情报、侦察、监视系统；
六是联合作战计划还需要进一步修订，特别是编写一部透彻的联合作战理论学说和为军队改革制订一幅路线图；
七是进一步增强战略机动性，尽可能提高海上运输和飞船运输的速度；
八是指挥控制速度要进一步提高。
实际上，许多过去的观点看法表明如“拉姆斯菲尔德学说”报告描述的概念和原则很大一部分源于军方观点，这些观点早在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入主国防部之前就有了。一个例子就是联合参谋部制订的一系列联合构想战略的文件，与此相关的就是联合参谋部编写的《2020年联合构想》，它发表于布什政府上台之前。在谈论文官创新而军队保守之前，有必要提一下《2020年联合构想》中强调的作战行动的四种观念，这四种观念看来与伊拉克战争计划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军队改革目标非常相似：
一是机动优势；
二是精确攻击；
三是聚焦式后勤；
四是全维防护。
其它重要观点像网络中心战和通用的术语“军事革命”在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入主国防部的前十年就提出来了。全维同步攻击或“平行作战”思想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战争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效果中心战”的许多思想运用于科索沃战争，“联合反应力量”思想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提出来的。克林顿总统的首任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在担任参议院议员和国防部长期间都曾提倡扩展特种作战部队的任务范围。
像“精确闪击战”的思想基础是古老的运动战，新军事强调的“绝对优势”是18世纪欧洲战争思想，那个时代强调运用军事力、经济力、政治力联合优势达成战争目标——通常不需要使用战争。
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来看，伊拉克战争更像是一次进化性而非革命性的战争。联军“闪电般的”胜利是以战争双方军事力量的极度不均衡为基础的，必须思考战争新样式是“新”在哪里了。标题“精确闪击战”可能是新的，但这种思想与战争同样古老。
总之，伊拉克战争中所运用的新的技战术和着眼于未来作战的军队改革都是经历了数十年发展的。如果说美国在最近10年军事发展速度非常迅速的话，至少部分原因是众多的外国军事力量发展的停滞和倒退，很多美国人忘记或根本不知道目前军事发展的过程。实际上，美国的“战争新样式”是相对保守的。它从来不会裁掉公认的军队单元直到有更新的来取代它，它是新旧作战方式的融合，是经过评估和运用的。
五、“鲍威尔学说”与“拉姆斯菲尔德学说”的争论
思考“鲍威尔学说”与“拉姆斯菲尔德学说”，已经成为战争计划和军队改革的一部分，看起来更像是提出不相干的事实或论点，以分散对主题的注意力。它与伊拉克战争中的实际军事行动的细节没有什么关系，这种争论是鲍威尔喜欢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更多运用传统的军事行动方式，而拉姆斯菲尔德侧重于用小规模的部队，运用高技术武器装备。
这种争论又一次反映了美国军队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许多文职顾问之间争论仍存在，主要是关于军队改革的速度和道路方式的选择。这反映了拉姆斯菲尔德等文职官员和军方在许多其它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其中军方认为对方是刚愎自用，对军队的意见置之不理，而拉姆斯菲尔德等人认为对方是过于官僚的军事，不愿面对形势变化的需要。
这也反映了一种支持鲍威尔和支持拉姆斯菲尔德之间更广的政治争论，这种争论针对各种各样与伊拉克战争几乎没有关系的问题，这是政客之间钩心斗角。
实际上，将用于伊拉克战争的战争计划称为“拉姆斯菲尔德学说”的结果没有什么意义，因为：
一是战争的军事力量规模不是拉姆斯菲尔德一开始要求的；
二是国务卿鲍威尔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表达过对战争计划和拉姆斯菲尔德正在实施的军队改革计划的意见。鲍威尔惟一可能早就知道的是他感到伊拉克战争计划使用的兵力是否充足。这很难说是一场争论，很可能是发言人将自己的话带上了国务卿的帽子，那根本不是什么“鲍威尔学说”。
此外，国务卿鲍威尔在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曾协助开创许多美国军事技战术的改革，使海湾战争胜利成为可能。他支持1991年的战争计划，那是划时代的创新。在冷战结束后他曾帮助美国进行主要军事力量的削减，这都表明他是支持革新的，并不是一个固执地坚持教条的人。
第三是伊拉克战争不可能用拉姆斯菲尔德寻求的那种军事革新的方式来打。这种军事革新还没有在来年的防卫计划中正式宣布，它只能等2004财政年度的防卫预算的资助下才正式开始实施。这种拉姆斯菲尔德寻求的改革后的军事力量至少要5-7年才能形成。
第四是美国空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军都有改革考虑，还没有具体的学说和长期力量改革计划，只能是服从或反对拉姆斯菲尔德尚未确定的军队改革计划。
第五，当把“鲍威尔学说”讨论的一些内容与美国军队的领导人的观点相联系看，军队的计划是最空洞的。美国陆军打击旅——陆军首先努力使其更轻型化、更易于部署——并没有完全准备使用在伊拉克战争。此外，他们主要用于打击的对象不是伊拉克共和国卫队重型坦克部队，而且与任何“鲍威尔学说”和精确打击力量无关。
迄今为止，美国军队远没有能够为其未来战斗系统清楚地制订一个军队方案，未来作战系统还在提出无尽的要点和具体军种、设备、费用。甚至根据军方自己提出的，更宽的概念的军队改革方案直到2010-2020年的某个未确定的时间才能实施。
围绕关于“战争新样式”争论的问题和任何主要军种计划决策都是非常严肃的。围绕个人学说没有任何具体争论，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务卿鲍威尔都没有为个人目的公开发表相互对立的意见。
最后，还有更重要的讨论需要美国战略和防卫计划的制订者参加。美国武器在发展战争新样式方面的成功，并且赢得了伊拉克战争的胜利，没有借口说是任何形式的“胜利主义”。美国还是易受不对称战争和恐怖主义的攻击。那些成功发展的国家没有很好的答案，先发制人的攻击或“首次攻击”能够引起可怕的地区冲突。
任何胜利的定义都无法忽略战争对人类生命的摧残，对财、物的消耗。它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就是伊拉克是一个有着各种缺陷的国家，美国现在根本无法确定世界上未来的面对的对手是否和伊拉克同样虚弱。
美国在未来任何一场与北朝鲜或俄国、中国对抗的战争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美国有能力发动和赢得战争的胜利绝非是靠较量通过国家建设和和平调解赢得和平的能力。它“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是主要依靠地区联盟网和坚持全球政治支持的良好平衡。
围绕伊拉克战争还有一个不确定的批评，就是实际上是如何选择战争方式的，制裁和裁军早就对付萨达姆·侯赛因了。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发出的威胁看起来好像并不那么紧迫，从已发现的资料还不清楚伊拉克成功地保留了多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潜在的威胁迫使美英不得不对其发动战争。萨达姆·侯塞因的专政、侵略和武器扩散有很长的历史，可以很好地证明伊拉克战争的正义性，但是战争发动的时机证明还是有些随意了。
美国战争能力的发展也并不意味着美国能漫无目的地寻找敌人，或放弃寻求建设更强大的国际机构和使用外交而非武力。美国可能有能力推翻一系列实力不强而令人反感的领导，但是“能”绝不是“必须”或“应该”的同义词。正如克劳塞维茨讲到的：
“首先，政治家和指挥官必须要认清他们所进行的战争的种类，既不能误解战争种类也不能将其转化成其它的东西，这是影响最深远的判断行为。这是战略问题之首。”
美国必须赢得全世界的信任，以巩固其联盟结构和避免建立一个敌对的军事、政治、经济联盟网。信任不是靠战争新样式而是靠正义和严谨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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