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翁万达对边事很熟悉，他认为：“山西保德州(今山西保德)河岸，东尽老营堡，凡二百五十里。(大同)西路丫角山(老营堡北)迤北而东，历中北路，抵(大同)东路之东阳河镇口台，凡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西路，西阳河迤东，历中北路，抵东路之永宁(今北京市延庆)四海冶，凡一千零二十三里。皆逼临巨寇，险在外者，所谓极边也(即宣、大外边)。老营堡转南而东，历宁武(今山西宁武)、雁门、北楼(今山西应县东北娄口)至平型关(今山西平型关)尽境，约八百里。又转南而东，为保定界，历龙泉、倒马(今河北涞源南倒马关)、紫荆(今河北涞源东紫荆关)、吴王口、插箭岭、浮图峪至沿河口(今北京市石景山西北)，约一千七十余里。又东北为顺天(明时京师附近称顺天府)界，历高崖、白羊(今北京市昌平西)，抵居庸关，约一百八十余里。皆峻岭层岗，险在内者，所谓次边也。敌犯山西，必自大同，入紫荆必自宣府，未有不经外边能入内边者，”“乃请修筑宣、大边墙千余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这是对宣、大长城最清楚、最精辟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