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律发展不平衡，国家长期以来只重视经济领域的立法。
加强社会领域立法的重要意义：
加强社会领域立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以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和理解。
一、加强社会领域立法，是推进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愈益清晰。立法工作必须按照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在继续推进经济等方面立法的同时，把社会领域立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制度建设上着力体现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加强社会领域立法，有利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是当前一个突出的矛盾，这同我们长期以来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重规模轻结构的发展方式有关，同我们社会事业滞后、社会保障不足有关，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方面的后顾之忧加重有关。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现科学发展，不仅要调整经济政策，也要变革社会政策，实施积极社会政策。加强社会领域立法，有利于社会政策的法制化，有利于从法律制度上改善和保障民生，扩大最终消费，稳定社会心理预期，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等目标要求是一致的。
二、加强社会领域立法，是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妥善解决利益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在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的同时，我国原有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具有不同利益倾向和需求的主体、群体、地区、行业等逐渐形成。多样化、多元化的形成，一方面，它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进一步发展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它也给我们带来了新问题新挑战，应对不当将产生严重后果。
国际经验显示，现代化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的多发、突出和集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经作过这样一个判断：“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具有“一揽子解决”的特征，在现代化进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是依次递进而是同时集中地出现，容易产生集聚和放大效应，从而给国家的领导能力、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挑战。许多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都曾经历过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这一风险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处于各种矛盾多发时期，复杂而又敏感。我们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社会领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有的还比较突出，并呈现“碰头叠加”状况。要妥善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就必须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制度建设的重点是法制建设，制度化的关键是法制化。加强社会领域立法，目的就是要合理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利益关系，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改革成果；同时，在法制的框架内解决各种问题和矛盾，使社会成员既充分享有权利、行使权利，又切实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实现社会和谐。
三、加强社会领域立法，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在全面推进的同时，一直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经济立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基本形成并不断加以完善。这样一个推进的思路和战略，同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进程相适应，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前进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
1、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社会立法与经济立法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不协调状况，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已成为法制建设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2、无论是立法工作还是法学研究，都还没有对社会领域法制建设的特殊性给予应有的重视，大多是从行政法、国家法等角度来认识和把握社会领域立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社会政策、社会权利、社会工作等许多有特点的内容在法律制度上体现不够。社会法的理念和精神，对基本人权、企业责任、政府职能、社会组织等法律制度，对所有权、契约自由、过错责任、谁主张谁举证等法律原则，都带来广泛的、深刻的影响。
3、由于推进社会领域立法往往直接涉及利益关系调整，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使得社会领域立法在形成社会共识方面往往会遇到较大的困难，既得利益者与争取利益者之间的利益协调给立法工作带来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