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受刑而产生的法律关系是罪犯所处的最主要、最核心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即通常所称的监狱法律关系，是由监狱法所规范的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罪犯与监狱及监狱人民警察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毫无疑问，监狱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监狱法所规定的监狱法律关系主体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在这里，权利是指监狱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法定权利，即由国家法律规定的、监狱法律关系的主体可以从事某种行为的许可或保障。所谓许可，就是主体可以从事某种行为的选择自由和自主决定权。有了法律上的许可，权利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某种行为（作为或不作为）。所谓保障，是指国家对权利主体从事某种行为的选择自由和自主决定权的保护，它意味着当权利主体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国家会运用其强制力制裁侵犯者，排除主体享受权利的障碍。另一方面，义务是指监狱法律关系主体依法承担的法定义务，即由国家法律规定的、监狱法律关系的主体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或不得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是指主体进行一定的积极行为（作为），用积极的行为去进行法律规定的事项；“不得作出一定行为”是指主体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得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不作为）。
罪犯作为监狱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既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又依法承担相应的义务。和其他任何一种具体的法律关系的情形一样，这种权利义务在内容上有其特有的属性即特点。罪犯因处于监狱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而承受的权利义务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罪犯与监狱及监狱人民警察之间在地位的不平等上。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关注这一特点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充分注意到，监狱法律关系中罪犯权利义务的一般本质仍然是其法定性，即如前所述，权利由国家法律许可和保障实现，义务也由国家法律约束实现。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一本质，我们才会将罪犯的法律地位问题导向真正的法治的轨道，才不至于回到从“身份”出发看待罪犯的法律地位的老路上去。
2、其他监内法律关系
在监内其他法律关系中，比如买卖、委托等民事法律关系中，罪犯作为这类法律关系的主体，其权利义务在形式和内容上应和普通公民毫无二致。监内营业性的超市、餐馆和监狱机关脱钩以及监企的彻底分离，使罪犯这方面权利的保障有了体制上的保证。
从表面上看，监内其他法律关系是依附于基于受刑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即监狱法律关系的，或者是由监狱法律关系派生出来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这种认识只看到了这两类法律关系在形式上的联系，而没有看到他们在本质上的区别。监狱法律关系是因为刑罚执行活动的存在和展开而形成的，是一种不平等主体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只存在于罪犯和监狱及监狱警察之间；监内其他法律关系与监狱法律关系虽然在空间上具有同一性，但产生的原因却不一样，大多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一般不发生在罪犯与监狱及监狱警察之间，即使监狱警察个人与罪犯之间发生了这种关系，也大多与监狱警察的职务行为无关（以权谋私行为由于是非法行为，所以不在讨论之列）。
在监内其他法律关系中，罪犯法律地位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罪犯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在地位上与其他主体是平等的。这是与监狱法律关系比较最主要的区别。明确这一点对罪犯权利保障意义极大。在监狱实际工作中我们常常发现，无论是社会上一般老百姓还是监狱管理人员，都习惯于把罪犯的一切都纳入监狱法律关系来看待，在民事法律关系领域也不能平等对待罪犯（比如卖给罪犯的商品质次价高还觉得理直气壮），因此，在理论上把监内法律关系区分为监狱法律关系和监内其他法律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3、监外法律关系
监外法律关系仍然是和罪犯关系密切的法律关系，从时间维度上看，对罪犯而言监外法律关系是本原的、基本的法律关系。因为失去自由，罪犯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方式发生某些变化，但罪犯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未发生变化。因此，就本质而言，在监外法律关系中，罪犯的法律地位与普通公民是完全一样的。
由于“身份”社会思维定式和刑罚报应思想的影响，整个社会还远未形成现代文明理性的刑罚观念，使得诸如罪犯继承权得不到保障、责任田无故被取消、合法财产被哄抢瓜分之类的事件屡见不鲜。现实已经提示我们，重视罪犯在监外法律关系中的法律地位，有效保护其合法权益，已经显得非常紧迫了。
目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罪犯法律地位或者权利义务问题的关注，基本上仅限于上述第一种情形，即罪犯作为基于受刑而产生的监内法律关系的主体的情形，对其他两种情形，则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偏废的后果，直接导致了罪犯狱内狱外涉权事项落实的较大差距。根据河北省监狱学会最近组织的一次问卷调查，罪犯对狱外涉权保障的满意度仅为59%，而对狱内涉权保障的满意度大多超过90%，最高为98%，一般在85%以上，只有极个别项目如监外执行权、保外就医权的保障满意度在60%左右。这个调查结果也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说明了全面重视罪犯法律地位问题的意义并不仅限于高墙之内，对于全社会，都有着思想观念上拨乱反正的革命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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