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大宅门，我就会对杨九红的命运产生一种谜一样的思考。如果白景琦不幸早于她死亡 而白家处于另一个危机中，她和白文氏携手渡过了难关之后家族再振，是不是能够更加让人高兴。
但是，考虑再三，我以为杨九红这个角色不应该走这个路线。因为如果走了，这片子就不叫大宅门，叫百草厅传奇了。
因为是个大宅门，所以宅院中有恩怨爱恨，有活生生的一个个人。有传奇，如白文氏，白景琦，有悲剧，如黄春，杨九红。
白文氏这个角色，本身是一个叛逆者，以女性的身份在男性的世界中大放异彩。
但实际上，她对于传统的观念却奉若圭臬。她在白家穷途末路时顶门立户，在她看来是不得已的。 白萌堂死前让她管家，她要求交给丈夫，自己协办。这是她作为女性，最终希望退守家庭的表现。在长房的几个孩子成人后，她说“今后我就不管事了，吃现成的”，全无恋权的表现。可以说她虽然事事精明刚强，但实际上她愿意扮演的是一个传统女性的角色。
退居幕后，成为丈夫，儿子的协助者，这是传统观念给当时好人家姑娘的一个标准，一个归宿。
她并不理解何为忠君爱国，但她对不能造反，不能犯法深信不疑。这种心态和信奉观音菩萨没有区别，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是训练有素。这是她所处时代的社会常识，所以季师傅说“唐宗宋祖，这些祖宗如果都是忠君爱国之辈，哪儿轮得到他们当皇帝时”，她表露出的是吃惊甚至害怕的表情。斯琴高娃演绎的极好，正当盛年的白文氏，对外八面玲珑，对内乾纲独断，可听到这句话却马上畏怯地低着头，抬眼自下而上看纪师傅，小心翼翼地说“季师傅这话，处处透着新鲜。”
为什么新鲜呢？因为在当时，敢于发表这样言论的人不但少见，甚至有点造反的嫌疑。对于白文氏而言，对于这样的说法，她估计前半生想也没有想过。若不是生意人的精明和会说话，大约就要扭者季师傅骂一顿了。
封建等级观念，封建宗族观念，封建女性地位认知，都是长在她脑子里生了根的东西。她在前期因为有宗族观念，因此认为家不能散，所以苦心孤诣，忍辱负重，几次对于白三爷以德报怨。这不是因为她认为三爷还有救，而是她一直挂在嘴边的，“只要是白家的人我就不能不管……”
她嫁到白家，自己本身就成为这个家族的附属。谁也不知道她叫什么，作为女主角，很多故事片都喜欢给女主角起名字，即便白亚萍这样的配角也是有名字的。但二奶奶没有名字，我们会发现她始终被称为二奶奶，或者白文氏。她的个体属性从一开始就是消失的，但凡她出现，代表的就是整个白家。她即是掌舵者，又是卫道士，同时她也是奴隶，是附属。
而她对此并不痛苦，她是毫无知觉的接受的这一切，并且成为制度的代表。
制度，哪怕是礼法制度，阶级制度，宗族制度这些被冠以封建前缀的制度，是有它们的力量的。比如在动乱时期，是宗族制度凝聚了整个家族的力量，使得这个家族得以中兴。白萌堂死前说“绝不能分家”，就是这个制度的映射。白文氏反反复复的说，“这个家不能分”。她说不出为什么，但是她却始终希望捍卫这一点。因为她知道，分家就是力量的削弱，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中，防止资源，财产外流的方式，就是家族体系的紧密联系。
但这些制度也有弊病 ，比如黄春要生孩子之前，白景琦嘱咐她说，大宅门里是非多，受了气忍着点，等我回去再说。包括三爷的种种作妖行为，这都是大家族带来的阴暗面的集中体现。因为具象到一个人身上，显示出了最大的戏剧性。演员刘佩琦对这个人物的杰出塑造，又让这种阴暗面显得更荒诞和滑稽。
作为这一切制度的代表标志，白文氏对于杨九红的冲突就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的冲突是门第和阶级的冲突，也是权威和反叛的冲突。杨九红的出身即是原罪。因为她是“窑姐儿”，是不容于封建准绳的，她可以作为外宅放在台面下，但是却不能进入体系内。就像白文氏买通常太监时，她知道这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一条路，但绝不敢和白萌堂商量。
因为这也是违反了体制的，可以做，但不能说。因此她对白景琦娶杨九红也是这个态度:你可以打擦边球，但你不能去挑战大宅门的权威。这件事可以做，但不能拿上台面。所以杨九红想要进入体制，是根本不可能的。
娶妻的准绳就是良家子，好人家的闺女。即便贫穷，但是不能出格。黄春是名门之后，槐花能够做白文氏的丫鬟，也是清白家世，而最后一个“抱狗的秀儿”也一样是来自一个循规蹈矩的社会底层家庭。此外如乌宝生的女儿秀姑是乡下丫头，但也是本份人家。
本份是白家娶妻甚至纳妾的规矩，就好比当铺里无论多好的料子也要喊“虫吃鼠咬”，不为别的，只因为“这是规矩”。而为什么要有这个规矩，大部分人是不记得也不理解的。所有人按照规矩本份地扮演螺丝钉的角色，让家族乃至社会有条不紊的运转，这就够了。
杨九红并不是一个例外，她有和白文氏一样的传统女性认知观念。所以她洗尽铅华，想要做个从良的贤妻。她见黄春，见白玉芬，都是低眉顺眼，曲意迎奉，完全没有了她在妓院里那种泼辣欢脱的性格。她真心实意想想进入这个封建体系，她的不幸也来源于此。
若她一路泼辣到底，不去试图融入大宅门，或许不至于到最后的下场。她唯一的一次觉醒式的反抗，是怀着儿子想走。这一次的杨九红是最勇敢，也最本色的一瞬间。但是命运容不得她，她流产了。从此一蹶不振，越发沉沦不起。她像那个世道上很多的人一样，被世道挤到边缘，又不得不回到原本的轨迹中。
杨九红是一个悲剧角色，但也是白文氏之外最出彩的女性角色。她不断爆发出火花，不断在问“为什么”。而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大部分的女人并不问为什么。她们默默忍受一切，三爷的老婆三奶奶，人称小辣椒，她泼辣厉害，可是她默认丈夫纳妾嫖妓。白玉芬和黄春都是名门之秀，性格也都很刚硬，但面对白景琦娶妾，她们也只是顺理成章的接受这个结果。关香伶更加典型，她到二十三岁还没有嫁人，最后却因为书香门第不能悔婚，远赴新疆去嫁给已经落难的詹家人。她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认为这是女人的本份。
杨九红是这个戏的一个“眼”。她的存在让故事变得多面，天不怕地不怕的七爷，却不敢反抗真正根植心中的权威。二奶奶一世厚道，却在最后让人母女生离。白家老号行善积德，可这大宅门却吃人不吐骨头。
她是一把俏丽的尖刀，挑开一道缝隙，把软弱和乌糟暴露无遗。把平面化的传奇英雄，变回血肉凡胎。没有她的悲剧，这个故事圆满不了。
最后补一下，关于白文氏为什么抢走孩子，这恰恰是白文氏善良。这种善良很可怕，为什么呢？因为她知道小孩子的母亲是窑姐，这个孩子会遇到什么不幸的前途。她一心怜爱这个孙女，带在身边亲自教养。怕孩子行差踏错，也怕她因为自己的母亲吃苦。我们从探春可以看出，母亲的社会地位低下，对于一位小姐是有多大的影响。白文氏在为孩子打算，但她的体制在排斥孩子的母亲。
于是她很自然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割掉孩子的“先天病灶”，把她和母亲隔离。在她看来，杨九红是闯入的病毒，病毒的死活无关痛痒，但代表家族一部分的孩子不能有任何损失，她以一个保护者的心态，做出了令人发指的残酷举动。
佳丽最后确实变成了一个合格的大家闺秀，做起了贞洁烈女。在那个时代，分分合合，离婚再婚已成常见的事，却有大好年华的女人青年守寡，为了一个没有见过多久的丈夫不言再嫁，可见这种白文氏给予的同化是多么的彻底。在这种故事里的从一而终，爱情占了三成，七成是观念使然。
白文氏希望孙女过得好，最后却让她终身凄凉。这一笔收尾，太漂亮。
为了这个，她不惜顶撞老爷子，让他莫和詹王府较劲。
为了这个，她对白景琦的顽劣不堪大动肝火，甚至说出“你再敢有一句假话我就打死你在这”的狠话。
为了这个，她可以在儿子处境艰难，儿媳妇身怀六甲之时，说什么也要把他们赶出去。
为了这个，她可以在儿子儿媳过着节衣缩食的清贫日子，儿媳即将生产时仍然冷若冰霜，不许儿媳在家生育，却对一个可能危害家族声誉的大无赖一忍再忍，活佛一样地供着。（注意，这是她后期专断性格的比较明显的转折点）
因此，她抢走孙女，却在精神上对杨九红百般折磨，就是丝毫不奇怪，而且是对她来说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举动。这不是精明一世糊涂一时，恰恰相反，这正是她精明强干的表现之一，这和她的完整人格，整体性格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她不这样，如果她能容许一个妓女进入礼法森严的白家大宅门，那反而失之于虚假，那她就不是白文氏了。
大宅门当年火爆一时时，有人称之为又一部红楼梦。
有人说过誉，我倒是以为，抛开产生的不同年代来说，大宅门可能还真未必不能和红楼梦相提并论，其之所以深刻，经典，一个原因就是在人物刻画方面，她和红楼梦都描写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人物的性格一点也没有脱离他所处的环境和时代特征，非常真实可信，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即使强悍如白文氏，桀骜如白景琦，也一样有着那个时代，那个家族所打上的、终身难以消除的深深的烙印，封建等级秩序、家族礼法在他们心目中永远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小说开头，白家风雨飘摇，行将没落，眼看着就要家破人亡，是白文氏呕心沥血，兢兢业业，扶大厦之将倾；在白家事业的上升期，是白景琦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胆识，让白家更上一层楼。无论乱世治世，成大事不能不有这样南天一柱般的领袖，即使他们有缺点，即使他们身上的许多地方给自己的亲人带来了痛苦甚至血泪——然而这就是真实，这就是在无数人的呻吟、苦难和冤屈之中，踽踽前行的血迹斑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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