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采用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方法治理黄河。
清初，康熙皇帝曾任用靳辅大治黄河，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不治海口，而惟务泄涨，导致海口渐淤，河底渐高。自清中期以来，黄河下游的决口日渐频繁。据统计，清初至鸦片战争近200年间，黄河决口达361次，平均约每6个多月一次，与明代平均约7个月决口一次相比，总体来说可谓每况愈下。
清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十六年（1677）间，黄河、淮河、运河连年溃决，海口淤塞，运河断航，漕运受阻，大片良田沦为泽国。康熙十六年，河道总督靳辅过邯郸时看到陈潢的题壁诗，发现陈潢才学过人，遂礼之入幕，协助治水。
陈潢为制定治河工程计划，跋涉险阻，上下数百里，一一审度。在治理方法上继承和发展了明代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理论，主张把“分流”和“合流”结合起来，把“分流杀势”作为河水暴涨时的应急措施，而以“合流攻沙”作为长远安排。
扩展资料：
康熙二十六年（1687）经靳辅保奏，授陈潢佥事道衔。此后，为了根除黄、淮两河水患，陈潢又打破自古以来“防河保运”的传统方法，提出了“彻首彻尾”治理黄河、淮河的意见，即在黄河、淮河上、中、下游进行“统行规划、源流并治”，未为朝廷采纳。
二十七年，靳辅、陈潢被人以“屯田扰民”的罪名参劾而遭撤职。不久，病死于北京。著有《河防述言》、《河防摘要》，附载于靳辅《治河方略》。
在具体做法上，采用了建筑减水坝和开挖引河的方法。为了使正河保持一定的流速流量，发明了“测水法”，把“束水攻沙”的理论置于更加科学的基础上。由于陈潢等人指导有方，在他负责治河期间的黄河安澜无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陈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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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8-06-20
清代的治河制度集一千多年封建王朝治河制度之大成，体系宏大，规章严密，连细小的治河材料都有详细规定，但却不能充分发挥出治河者的创造性和劳动积极性，加上封建末世的社会环境影响，治河制度从总体上说是一种僵滞状态，不能解决河患问题。
1、水利衙门的精简和变迁
自西汉以来，历代政府加强了对水利的管理，水利衙门越来越多。衙门众多可以反映政府对水利相当重视，但衙门多也有弊病。衙门之间职责不清，错综复杂，反而会出现推诿责任，耽误河道治理的现象。
清代统治者既看到了前人设置水利机构的必要性，又看到了水利机构作用的有限性，对治河管理机构逐渐加以更改，河督制度完全确定下来。清代政府着眼于确保国家漕运畅通，河督设立时间很早，其体制也得以稳定运行。顺治元年（1644）以杨方兴为总河，驻守山东济宁。康熙十七年（1678），河道总督移驻江苏清江浦；二十七年移回济宁，以侍郎协理驻清江浦；三十一年，总河又移清江浦；三十九年裁理；四十四年，山东河道交巡抚管理，雍正二年（1724）设副总河于武陟。七年分设江南河道总督，驻清江浦，管理江苏、安徽两省的黄河和运河，简称南河；改副总河为山东、河南河道总督，驻济宁州，管理山东、河南两省的黄运两河，简称东河。这两河与雍正八年时设管理海河水系的北河，合称“三河”。
总河下属机构，清代在明代基础上也有所调整。清初与明代相近，后逐渐调整，到乾隆以后定为三级：道、厅、汛分段管理，并设文职、武职两系统。文职如淮徐道、淮扬道等都专管河务，开归陈许道、彰卫怀道皆兼理河道；厅与地方的府、州同级，官为同知、通判等；汛为县级，官为县丞、主簿等。武职则由河标副将、参将等统率；厅则设守备以下等职，汛则设千总以下各职。
从以上衙门设置的变迁来看，清代政府力求使各水利机构做到分段管理、责任到位。从效果上看，这种制度的变迁并不能使各衙门的责、权、利完全明晰。黄河虽是个别地区决溢，但治理却应该从全局出发。下游泛滥，还应从中上游查找原因。河督管辖地限定后，只能从所辖地治理河道，治河工程不能相互沟通，协调解决，治河效果并不明显。但总体来说，衙门之间的责任与明代相比更加清楚，也更有效。
2、治河策略的发展
这一时期与明代相比，治河策略也有一定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康熙年间靳辅治河工程上。
康熙初年，黄、淮、运情形混乱，灾害不断。康熙十六年（1677），以安徽巡抚靳辅为河督，主持河道治理。靳辅在幕僚陈璜的协助下，继承了明代潘季驯“束水攻沙”的思想，堵塞决口以挽正河，修筑堤防以束水攻沙。首先疏浚下流，后浚上淤，堵塞所有决口，坚筑两岸堤防，建减水坝泄洪。至二十二年，黄河复故道。二十三年，靳辅又建议开中运河，至二十七年完工，黄、运分离。
靳辅之后，治河策略又转为保守。于成龙、张鹏翮、赵世显、陈鹏年等以及雍正、乾隆年间的齐苏勒、嵇曾筠、高斌、白钟山，都仅部分地继承了靳辅的治河策略。这些河督还算当时河督中的较为成功者，也不过是维护靳辅留下的黄河岸线，不惜人力、物力，有决即堵，没有其它更有效的策略。张鹏翮尽拆董安国所修的拦黄坝，堵马家港，使河仍从云梯关以下入海。同时加培高家堰，堵唐梗六坝，束淮敌黄。在运河上改修新中河，使中运河上段与新中河下段合为一河，运河和黄河再次脱离。这是较好地继承靳辅策略的体现。白钟山擅于筑堤，嵇曾筠长于筑坝，有“白堤、嵇坝”之称。这种称呼是人们对他们治河功劳的肯定，但也反映了他们擅长的策略有限，仅为堵口、束堤，缺乏全局观。
3、注重河督的经验
黄河历来难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熟悉河务的人担任治河的制度。清朝的河督选人也基本遵循这个制度。据《清史稿·河督表》统计，自顺治元年（1644）杨方兴任总河始，至道光二十年（1840）东河总督栗毓美去职，在近二百年时间里，先后正式担任过河督职务的共有72人。顺治年间，河督为杨方兴和朱之锡两人。《清史稿》所述杨方兴和朱之锡都没有提到两人担任河督前是否知晓河务，但两人担任河督后都为阻止黄河进一步泛滥作出了突出贡献。杨方兴治河十四年，非常重视漕运的作用，始终坚持“藉黄济运”原则，力排导河北流入海之众议，在技术上使用堵口、疏浚。朱之锡继任河督，在职九年，重点整治“运河之脊”南旺和“运河咽喉”董口，广建涵闸调节清黄水势，治河初见成效，九年中未发生大灾。他们虽不是研究河务出身，但担任河督后都能知晓河务，是当时人中治河的佼佼者。
康熙年间，河督人选稍有变化。“有一点与顺治不同，康熙选任的河督，大多曾任地方督抚高职，具有治理一方的实践经验，对河务亦有所知。像卢崇骏曾官粤督多年；杨茂勋则任湖广巡抚，且曾署理河督；靳辅任安徽巡抚时，对治河已颇有研究；王新命曾任两江总督；于成龙任直隶巡抚，分理河务；张鹏翮任两江总督，曾扈从康熙南巡视河。他们所具备的这种经历，与顺治河督均出自内院相比较，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对有效治河大有裨益。实际上，康熙选任河督除了重视是否知晓河务，起初还特别强调河臣操守。有学者指出，康熙初时认为，一个虽不精通河务的河官，只要清廉爱民，勤勉任事，亦能做到熟练河工所能做到之事，甚至能做得更好。经过于成龙、董安国等河督的经验教训，康熙的用人思想才转变，由过去的以“操守”为重，逐渐转变为操守固重，而才能尤重。
雍正以后，河督选任继承了注重经验的制度。雍正时期，不少河督很早便接触河务，从低中层做起，逐渐得到晋升。世宗朝治河功绩最大的齐苏勒就是这种晋升方式的典型。齐苏勒曾为钦天监博士，又迁灵台郎，对天文地理比较熟悉，初时在地方为永定河分司。康熙四十二年（1703）随圣祖南巡阅河，修筑埽坝。河决武陟时，又曾监修堤工。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即位，齐苏勒被升为山东按察史，兼理运河事，雍正元年（1723）即被任命为河督。嵇曾筠接受的也基本是这种培养模式。乾隆年间还出现一些治河世家。如嵇璜是嵇曾筠之子；高晋为高斌从子；李宏、李奉翰父子同为乾隆朝河督，李奉翰次子李亨特是嘉庆时河督。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1、水利衙门的精简和变迁
自西汉以来，历代政府加强了对水利的管理，水利衙门越来越多。衙门众多可以反映政府对水利相当重视，但衙门多也有弊病。衙门之间职责不清，错综复杂，反而会出现推诿责任，耽误河道治理的现象。
清代统治者既看到了前人设置水利机构的必要性，又看到了水利机构作用的有限性，对治河管理机构逐渐加以更改，河督制度完全确定下来。清代政府着眼于确保国家漕运畅通，河督设立时间很早，其体制也得以稳定运行。顺治元年（1644）以杨方兴为总河，驻守山东济宁。康熙十七年（1678），河道总督移驻江苏清江浦；二十七年移回济宁，以侍郎协理驻清江浦；三十一年，总河又移清江浦；三十九年裁理；四十四年，山东河道交巡抚管理，雍正二年（1724）设副总河于武陟。七年分设江南河道总督，驻清江浦，管理江苏、安徽两省的黄河和运河，简称南河；改副总河为山东、河南河道总督，驻济宁州，管理山东、河南两省的黄运两河，简称东河。这两河与雍正八年时设管理海河水系的北河，合称“三河”。
总河下属机构，清代在明代基础上也有所调整。清初与明代相近，后逐渐调整，到乾隆以后定为三级：道、厅、汛分段管理，并设文职、武职两系统。文职如淮徐道、淮扬道等都专管河务，开归陈许道、彰卫怀道皆兼理河道；厅与地方的府、州同级，官为同知、通判等；汛为县级，官为县丞、主簿等。武职则由河标副将、参将等统率；厅则设守备以下等职，汛则设千总以下各职。
从以上衙门设置的变迁来看，清代政府力求使各水利机构做到分段管理、责任到位。从效果上看，这种制度的变迁并不能使各衙门的责、权、利完全明晰。黄河虽是个别地区决溢，但治理却应该从全局出发。下游泛滥，还应从中上游查找原因。河督管辖地限定后，只能从所辖地治理河道，治河工程不能相互沟通，协调解决，治河效果并不明显。但总体来说，衙门之间的责任与明代相比更加清楚，也更有效。
2、治河策略的发展
这一时期与明代相比，治河策略也有一定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康熙年间靳辅治河工程上。
康熙初年，黄、淮、运情形混乱，灾害不断。康熙十六年（1677），以安徽巡抚靳辅为河督，主持河道治理。靳辅在幕僚陈璜的协助下，继承了明代潘季驯“束水攻沙”的思想，堵塞决口以挽正河，修筑堤防以束水攻沙。首先疏浚下流，后浚上淤，堵塞所有决口，坚筑两岸堤防，建减水坝泄洪。至二十二年，黄河复故道。二十三年，靳辅又建议开中运河，至二十七年完工，黄、运分离。
靳辅之后，治河策略又转为保守。于成龙、张鹏翮、赵世显、陈鹏年等以及雍正、乾隆年间的齐苏勒、嵇曾筠、高斌、白钟山，都仅部分地继承了靳辅的治河策略。这些河督还算当时河督中的较为成功者，也不过是维护靳辅留下的黄河岸线，不惜人力、物力，有决即堵，没有其它更有效的策略。张鹏翮尽拆董安国所修的拦黄坝，堵马家港，使河仍从云梯关以下入海。同时加培高家堰，堵唐梗六坝，束淮敌黄。在运河上改修新中河，使中运河上段与新中河下段合为一河，运河和黄河再次脱离。这是较好地继承靳辅策略的体现。白钟山擅于筑堤，嵇曾筠长于筑坝，有“白堤、嵇坝”之称。这种称呼是人们对他们治河功劳的肯定，但也反映了他们擅长的策略有限，仅为堵口、束堤，缺乏全局观。
3、注重河督的经验
黄河历来难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熟悉河务的人担任治河的制度。清朝的河督选人也基本遵循这个制度。据《清史稿·河督表》统计，自顺治元年（1644）杨方兴任总河始，至道光二十年（1840）东河总督栗毓美去职，在近二百年时间里，先后正式担任过河督职务的共有72人。顺治年间，河督为杨方兴和朱之锡两人。《清史稿》所述杨方兴和朱之锡都没有提到两人担任河督前是否知晓河务，但两人担任河督后都为阻止黄河进一步泛滥作出了突出贡献。杨方兴治河十四年，非常重视漕运的作用，始终坚持“藉黄济运”原则，力排导河北流入海之众议，在技术上使用堵口、疏浚。朱之锡继任河督，在职九年，重点整治“运河之脊”南旺和“运河咽喉”董口，广建涵闸调节清黄水势，治河初见成效，九年中未发生大灾。他们虽不是研究河务出身，但担任河督后都能知晓河务，是当时人中治河的佼佼者。
康熙年间，河督人选稍有变化。“有一点与顺治不同，康熙选任的河督，大多曾任地方督抚高职，具有治理一方的实践经验，对河务亦有所知。像卢崇骏曾官粤督多年；杨茂勋则任湖广巡抚，且曾署理河督；靳辅任安徽巡抚时，对治河已颇有研究；王新命曾任两江总督；于成龙任直隶巡抚，分理河务；张鹏翮任两江总督，曾扈从康熙南巡视河。他们所具备的这种经历，与顺治河督均出自内院相比较，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对有效治河大有裨益。实际上，康熙选任河督除了重视是否知晓河务，起初还特别强调河臣操守。有学者指出，康熙初时认为，一个虽不精通河务的河官，只要清廉爱民，勤勉任事，亦能做到熟练河工所能做到之事，甚至能做得更好。经过于成龙、董安国等河督的经验教训，康熙的用人思想才转变，由过去的以“操守”为重，逐渐转变为操守固重，而才能尤重。
雍正以后，河督选任继承了注重经验的制度。雍正时期，不少河督很早便接触河务，从低中层做起，逐渐得到晋升。世宗朝治河功绩最大的齐苏勒就是这种晋升方式的典型。齐苏勒曾为钦天监博士，又迁灵台郎，对天文地理比较熟悉，初时在地方为永定河分司。康熙四十二年（1703）随圣祖南巡阅河，修筑埽坝。河决武陟时，又曾监修堤工。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即位，齐苏勒被升为山东按察史，兼理运河事，雍正元年（1723）即被任命为河督。嵇曾筠接受的也基本是这种培养模式。乾隆年间还出现一些治河世家。如嵇璜是嵇曾筠之子；高晋为高斌从子；李宏、李奉翰父子同为乾隆朝河督，李奉翰次子李亨特是嘉庆时河督。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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