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有学者认为，过去结构调整的效果不明显是因为政策不够科学或者执行不够有力，建议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的政府干预力度。我们认为，在一个综合的多维视角下进行客观分析后，才能准确把握推动经济结构演进的动力机制和发展方向。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多维观察与比较经济作为一个系统，存在着诸多观察比较的维度、层次，一个维度或者层次的变化很可能会同时影响到其他维度或者层次的变化。故而，经济结构观察与比较需要从系统出发，从多个维度、多个层次、多个方向展开。与此同时，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特殊的内外部环境，简单以某个发达经济体作为参照物，做出的判断容易偏离实际。判断一国经济结构是否合理，需要全面了解自身经济内外部环境，了解各类因素如何影响经济结构演进。为此，我们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联合国国民账户数据库和经合组织数据库的数据，从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收入结构三个维度，对中国、美国、日本、巴西、印度以及世界经济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经济结构进行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观察和比较。结果显示，中国经济结构虽与发达经济体以及其他发展中大国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是中国寻求工业化的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充分发挥自身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在经济意义上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三大部门发展均衡性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工业部门是中国的专业化部门，其相对经济地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以工业为主导产业是我国能耗水平居高不下、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的根源。但这样的产业结构与我国在全球经济中追赶者的地位是相匹配的。成本领先发展战略是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得不采用也是最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战略选择。对于追赶者而言，尤其是主要竞争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低廉的追赶者，产品多样化战略是启动工业化进程的必然也是最佳选择。而追赶者的产品多样化通常以模仿领先者产业结构为特征，总是以技术相对简单的产品或服务作为突破口。具体到我国，基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国际市场条件，选择符合自身竞争优势的制造业作为产业多样化的突破口，这是适合当时阶段的合理选择。从需求结构来看，中国最终消费率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显著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属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较高的国民储蓄率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且中国人一贯勤俭节约，有着为后代打算的传统，强烈的遗产动机极大抑制了居民消费，更进一步推高了国民储蓄率。有学者指责中国出口增长过快，贸易顺差过大，对外依存度过高。这样的批评很不公平。中国作为追赶者，国内需求规模和结构都无法满足产业多样化的需要，必须寻求外部市场。只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产业多样化才能快速推进，否则新增生产能力无法消化。事实上，所有利用国际市场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都有过对外依存度迅速上升的阶段，而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从收入结构来看，中国的分配现状与共同富裕的理想的确相去甚远，劳动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行业薪酬差异持续扩大，贫富差距问题依然严峻。但分配不公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现象。世界经济出现这一现象，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从资本边际产出低的发达国家流向边际产出高的发展中国家，逐步推升了全球资本相对边际产出水平，且加剧了全球资本稀缺性，由此必然导致劳动报酬―资本收益比例逐步下降。中国资本收益比例趋于上升，则主要因为工业化带来的城乡经济一体化。一方面，长期城乡分割使得中国农村出现大量闲散人员，可以近乎无限地为城市工业化供应劳动力；另一方面，长期存在的贷款利率刚性表明，资金短缺一直是困扰我国工业化的瓶颈问题。在此背景下，基于市场机制的初次分配一定会更多倾向于企业，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升，劳动报酬与企业盈余比例趋于下降。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力量因素承认中国经济结构状况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其不需要调整和变化。恰恰相反，客观评价后才能更好地理解结构调整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才能更好地认识经济发展过程正在酝酿和累积推动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当前，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力量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前者包括外部经济环境及自身竞争优势的变化，后者主要是社会压力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主要体现为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变化。2010年，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居欧盟、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们面临的国际市场已部分具备国内市场特征，产品供给与需求开始影响全球价格波动，在国际市场上买什么什么价格上涨，卖什么什么价格下跌。产品出口已涵盖几乎整个国际贸易产品目录，竞争对手由发展中国家扩大到发达国家，在低端产品和服务市场与后起发展中国家竞争，在技术复杂的产品和服务领域与先进的发达经济体竞争。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中的半追赶者和半领先者，无法再以纯粹的追赶者角色参与全球经济活动，无法单纯依靠通过模仿来推动工业化持续深化，依靠外部市场扩张来带动需求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为适应包括中国在内新兴大国崛起造成的全球市场竞争格局变化而提出经济再平衡、再工业化，更加剧了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紧迫性。自身竞争优势变化主要体现为劳动力成本优势结构的变化。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施成本领先竞争战略，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以放弃环境责任为代价，参与科技含量较低的国际产品和服务市场竞争。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步入尾声，我们在传统制造和服务领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丧失，这一竞争凭仗难以为继，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国际市场新玩家劳动力成本比我们更为低廉，更有资本实施成本领先战略。调查显示，2011年越南制造部门平均工资不到中国50%。但在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我们主要与发达国家竞争，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明显。2010年，我国城镇平均工资还不到美国平均工资的10%。与此同时，我国科技水平尽管整体上仍旧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已开始跻身世界领先行列，为我国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而高等教育的跨越式、爆发式发展，培养了大量有着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也使我国跨越发达经济体开发新技术、创新新产品、引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社会压力结构变化体现为更加重视公平和环境。改革开放之初，劳动生产率低下是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社会关注的重点是效率而非公平，而且社会各阶层都从旨在提高效率的改革中得益，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明显提高，所以尽管开始出现贫富分化却没引起更多的关注与抱怨。本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分配不公平程度不仅超过了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的排名也大幅上升。体制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改革收益不再为所有人共享，甚至部分人群既得利益因改革而受损，社会对分配不公的容忍明显下降。当前，公平特别是分配公平已取代效率成为公众关注的重点，成为主流民意最迫切的诉求。与此同时，我国面临的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压力也日趋加大。一方面，为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满足人们对于更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中国自身需要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加大环境保护投入，提高各行业的环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作为全球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应对谈判中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而且，应对气候变化也为发达国家维持自身领先地位提供了一个新工具。欧洲开征航空碳税只是一个开端，发达国家未来还必将推出更多的类似措施，这对我国也将构成新的挑战。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方向与目标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产业结构调整应以产业技术结构调整为基本方向，将提升自身国际产业链地位作为主要目标。如果我们继续满足于只提供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产品，容易固化自身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角色，也使得经济发展无法长久维持。提高劳动力素质，推动技术结构升级，既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劳动力比较成本优势，又可以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增进差异化竞争力，有助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产业技术结构调整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是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结构升级，二是推动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创新。工业部门技术结构调整要着重推进新技术广泛应用和传统工艺流程改造，鼓励技术开发和产品创新，引导生产要素更多流入复杂技术工业部门和行业。服务部门技术结构调整要在利用新技术对物流、运输等传统行业进行升级改造的同时，大力发展金融保险、信息传输等技术复杂的现代服务行业，特别注意包括工业设计在内的各种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需求结构调整应将提高投资效率作为着力点，但不宜把降低投资率作为目标。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已基本实现温饱开始向“享受型”消费过渡，消费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显现。但也要看到，我国工业化进程尚未最终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软件、设备和技术改造投资潜在需求空间十分巨大。将扩大消费需求作为需求结构调整的最终目标是适宜的，但现阶段不宜以抑制投资增长为代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投资还会保持一个较高速度的增长，而且也应维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政府投资是效率最低的投资方式，提高投资效率要着重降低政府投资比重。与此同时，我国仅靠国内需求目前尚不足以承担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任务，还必须充分发挥外部市场的作用。扩大内需不能以牺牲出口增长为代价，出口结构优化必须以持续较快的出口增长为前提，不能采取逆市场行动、人为制造贸易平衡。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出在微观层面，但解决问题需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着手。宏观层面，应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为目标，但应通过降低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来实现，不能人为扭曲劳动报酬―资本收益的市场比例。我国劳动力供应充裕的状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劳动报酬份额很难在市场条件下获得提高。采用诸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行政手段，又会造成市场价格扭曲、劳动雇佣减少，很难达到预期效果。中观层面，要打破国有资本对于高薪行业投资的垄断，打破权贵者对高薪行业就业的垄断，确保进入高薪酬行业机会均等性。微观层面，首先要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确保公众接受教育的公平性，提高弱势群体社会的竞争力，为分配公平营造一个公平的起点。同时还需努力消除腐败，避免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并适当加大资本利得课税力度，扩大资本利得课税范围。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应当如何定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国内外经验表明，经济结构的形成和调整受制于复杂的经济因素本身，受制于经济发展规律本身，不可以依靠行政规划而设定。行政干预常常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往往起到相反作用，扭曲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整体效率。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正在遵循自己的规律发展变化，其演进方向与预期目标基本相符，只是调整速度不能满足人们的热切愿望。政府要学会克制行政干预冲动，将应由市场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去调节。要着力于制度改革与创新，为市场经济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推动形成更加开放、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只有市场调节功能发挥更为充分，经济要素结合更加有效，经济结构才能沿着不断增进效率与公平的方向更快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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