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类书，就是采摭群书，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随类相从而加以编排，以便于寻检、征引的一种工具书。
“类书”的体裁颇为特殊，《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书类小序提到：“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四库提要只是沿袭《隋书经籍志》的旧惯，将类书归入子部。也就是，“类书”不是经书也非史书，不是子书也非集书。
古人把著作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类书“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序》），不能算著作。何为类书？类书与四部是什么关系？千百年来，众说纷纭，纵观之，不外乎以下几种认识取向。一为同一关系：如唐李延寿、魏征《隋书·经籍志》将类书归子部杂家类；二为并列关系：宋郑樵《通志》，不用以往经、史、子、集四部旧的分类法，将古今书籍区别为十二类，类书为其中一类；明胡应麟主张把类书排除在“四部”之外，和佛经、道经，伪古书等别为一类；后晋《旧唐书·经籍志》把类书从子部杂家中分出，另标“类事”一类，欧阳修等《新唐书·艺文志》沿袭下来，至宋人编《崇文总目》改作“类书”沿用至今。三为附属关系：如明林世勤认为经、史、子、集都有类书，他以《五经通义》、《九经补韵》为经部类书，以《通典》、《会要》等为史部类书；以《白氏六贴》、《初学记》、《艺文类聚》等为子部类书；以《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等为集部类书；清章学诚主张按类书的不同内容分别附于经、史、子、集之后，如《文献通考》之类，他认为应附于史部之后。
上述认识倾向引出诸多置疑与学术争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胡应麟的分法是“无所取义，徒事纷更”；清张之洞编《书目答问》认为“类书实非子”，“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将类书和丛书分别附子部和集部之后。英国学者以《永乐大典》为例，认为类书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1980年发表的《类书简说》指出“林世勤和章学诚的分类，反映出从前一般文士对于类书缺乏明确的概念”，并称道郑、胡氏而贬林、章氏的观点，均没有说清道理。《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年第4期发表《类书的类型与归类》，虽也注意到类书的工具性，却没有给类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更遗憾的是作者在论述中也混淆了类书归部之争与对类书进行分类的议题，使类书的研究陷入误区。
《类书简说》批评林世勤所列的书目除《白孔六帖》等外，都不是类书，说“究竟什么叫类书大家却还没有给他下个科学的定义。所以同属一书，此以为是类书，彼以为非类书，互相乖异，说法不一”。接着举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邓嗣禹所编《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把类书分为十门（类事门、典故门、博物门、典制门、姓名门、稗编门、同异门、鉴戒门、蒙求门、常识门）为例，认为这样分法避免了归入四部之争，而且细别门类，也比较清楚，却又自相矛盾，认为“分类过多，即难于周密；取材太泛，则义界不明”，为使类书的概念明确，特点显著，主张将类书概括为两大类：（一）汇编各种材料的一般类书，这是类书的正宗；（二）只辑一类内容的专门类书，此为类书的别体。
22年后《类书的类型与分类》一文重蹈旧辙：
该文明确肯定明代林世勤对类书的处理，却不自觉地混淆了归部之争与类书的划分，跑题更远。作者用大量的文字列举历代书目中的类书类型，感叹著录驳杂，错误、不全面；并突出介绍了《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对类书的分类；重点推出了自己的主张，将类书区分为三种类型：类事类书、类文类书、事文并举类书。作者立即感到了困惑：“由以上列举类书类型可以看出，类书的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按类书内容特征去区分类书类型，是一件不胜其烦的事，如果细细去清查古代的典籍，譬如佛藏、道藏、农学、医学——我们还会发现更多的不同类书。”
上述议论均未抓住类书的特征，类书固然有汇编与专题之分，但“正宗”“别体”之说毫无道理，分类“义界不明”。类书类型与分类实质都是分类，只是划分的级别不一样，不必别出心裁。更糟糕的是两篇论述均回避了归部之争，步入歧途。
笔者认为：归部是概念内涵的争议，为本质属性之争，是必须的争议，有助于构建文献学理论，学术价值很高；将类书划分门类，是揭示概念的外延的逻辑方法，是不必要的争议，因为每一种属性都可以作为划分的标准，标准不一样，级别不同，划分的结果就不同。何况各种类书本身就自成一类；即使要划分类型，亦应遵循形式逻辑的划分规则。分类是一种逻辑方法，分项只是语言表达方法，依据一定标准划分出的子项应为全异关系，而不能为相容关系，交叉关系的概念不能并列使用。 人们习惯于拿类书的似是而非的“模式”来判别类书，事实上约定俗成的类书模式并不存在；这也是互相乖异、说法不一、争议不止的原因之一。类书不仅仅有类事、类文之别；类字（尔雅）、类词（词源）、类语（古语精粹）、类书（丛书）都有。在信息传播飞速发展的网络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界定类书的本质属性及其功用，兹缕述如次。
类书，名词，其构词方式为动宾式；类，相似、类同、分类之意，活用作动词。所谓类书，即同类相似相关材料汇编之文献信息，以逻辑原理定义，类书就是搜集汇编同类资料，征引、检索、传播原著文献为目的的参考类工具书。类书与著作的关系如图所示：(略)
笔者认为类书具有三大功能：储存原始著述以备参考阅览，提纲契领便于引擎检索，分门别类便于采用传播。试以唐人所编类书《艺文类聚》第五十八卷《杂文部》内《纸》为证：
《东观汉记》曰：黄门蔡伦，典作上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董巴记》云：东京有蔡侯纸，即伦也。故名麻纸，木皮名谷纸，故网纸也。《三辅决录》曰：韦诞奏，蔡邕自矜能兼斯善之法，非流纨素，不妄下笔。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罔张芝笔、古伯纸，及臣黑，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后可以尽径丈之势，方寸之言。王隐《晋书》曰：陈寿卒，诏下河南，遣史赍纸笔，就寿门下，写取《国志》。《渚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给赤纸、缥红纸、麻纸、敕纸、法纸各一百。《抱朴子》曰：洪家贫，伐薪卖之，以给纸笔。昼营园田，夜以柴火写书。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艺文，常乏纸。每所写，皆反复有字，人少能读。《文士传》曰：杨修为魏武主簿，尝白事，知必有反复教，豫为答数纸，以次牒之而行。告其守者曰：“向白事，每有教出，相反复，若案此弟连答之。”已而有风，吹纸乱，遂错误。公怒推问，修惭惧，以实答。《晋阳秋》曰：刘弘为荆州刺史，每有兴发，手书郡国，丁宁款密，故莫不感悦，颠倒恭赴，咸曰：“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也。”《语林》曰：王右军为会稽令，谢公就乞笺纸，检校库中，有九万笺纸，悉以气谢公。沈约《宋书》曰：张永善隶书，又有巧思，纸及墨，皆自营造，上每得永表启，辄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不之及也。[赋]晋傅咸《纸赋》曰：盖世有质文，则治有损益。故礼随时变，而器与事易。既作契以代绳兮，又造纸以当策。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此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启]梁刘孝威《谢赉宫纸启》曰：臣与谢嘏，俱惭其圣，神之冲梯，实愧鲁般之巧；嘏之城垒，特无禽子之守。攻弱侮亡，其劳甚薄；策勋行赏，为渥过隆。虽复业殿凤衔，汉朝鱼网，平淮桃花，中宫谷树，固以惭兹靡滑，谢此鲜光。
这段文字列举了蔡伦造纸的传说，韦诞、陈寿、葛洪、杨修等人有关纸的故事和傅威、刘孝威的文章，把纸的多种材料集录在一起，与互联网网上的网页及类似网页的设置和相关文章的链接何等相若。从引题顺序看，酷似相关信息数据库的检索顺序，如《中国法律法规大全》——《WTO法律文件库》——《反倾销退税暂行规则》没有区别。然而，信息的相关度阻碍了人们的视线。例如：当我们键入“关键词”查找相关信息时，显示器会闪现我们需要的信息网页。打开它，消费之，继续点击类似网页，或打开附着其后的相关链接，也可参考信息，只是我们需要查找的信息内容的相关度的比例多寡。通常有些网站会在信息网页间用百分比标示。类书也有相关度的问题，这是前辈们产生概念淆乱，似似而非，顾此失彼，说法不一，不胜其烦的原因之一。了解了信息相关度的问题，似不应再入迷津。 中国历代有着不计其数的文献书籍，它们是文明历史源远流长的写真。在这些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有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就是被称为中国类书之冠的《太平御览》。《太平御览》是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三月，由李肪、扈蒙等人纂修的。当时的皇帝是宋太宗赵光义，由于政权较趋稳定，经济初现繁荣，他为安定民心，点 缀升平，以博崇尚文治之名，曾有官家修书的行动，在《太平御览》以后还有《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及他儿子真宗赵桓时期编的《册府元龟》合称为“ 宋汇部四大书”其中尤以《太平御览》为最早，于太平兴国八年（983）成书，历时六年。初名《太平总类》，因书写成后，皇帝每天读三卷，一年后阅览完，赐名《太平御览》。这是一部百科知识型的范围极广的类书。类书是我国的一种传统的工具书，它是把古代书籍中的史实典故，名物制度、诗词文章、俪词骈语等资料按句或按段有选择地摘录下来，然后分门别类再结合一起，以便寻检和征引。类书又分为综合性的和专科性的，这主要以取材范围大小而定，《太平御览》属于综合性类书。这部书为一千卷，分五十五部，托《周易 .系碎》所述：“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示包罗万象之意。书中抄引上自古代、下至隋唐五代的经史百家之言，按时代先后排列，先列书名，次录原文，仅引用书籍就达千余种，其中有汉人传记一百种，地方志二百种，其门类繁多，广征博引，在类书中堪称 “空前”，所以被誉为“类书之冠”。更由于《御览》中所引录之书，十之八九已经失传，所以学 术价值极高，历来倍受人们珍视。
类书是辑录各种书籍中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编排而成的工具书，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古代的类书编排方法不很科学，有用分韵、分字等方法编排的。但是此类书很有用处，如可以根据所辑资料查找古代社会事物的原委、典章制度的沿革、文字掌故的兴废，或可用以校补古籍。
历代编纂的类书，计有六百多种，大多也已散失，2010年左右存世者约有二百种左右。按照取材范围，大致可以分为综合性类书和专门性类书两种。今择其最主要者分别介绍如下： 古代的类书与经、史、子、集密切相关，工具性、百科性特征十分明显，绝不是什么“杂抄”。明林世勤关于类书与经、史、子、集的关系的理解是那个时代的正确认识；唐韩鄂撰类书《岁华纪丽》序言指出“非惟鼓吹于诗风，抑亦条网乎事类”，十分有见地。不难想象，非电子化时代的先辈们治学是多么认真，对类书是多么倚重，难怪《类书流别·存佚》统计我国古代编纂类书有一千一百多种，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是“罕见现象”，而是“普遍现象”，有其必然性。
类书不是古人的专利，没有约定俗成的模式 ；随着时代的进步，认知视野的拓宽，信息载体的变革，类书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丰富和延伸。就广义而言，词典、丛书、中图法、相关文献数据库等应不应视为类书，不言而喻。狭义类书历朝历代并无定论。我们可以将古代的类书理解为非电子化时代的同类信息“数据库”。必须指出，信息载体（甲、骨、金、石、竹、木、帛、纸、电脑）的变革和“写入”方式的变化（刻、镂、书、印、输入）不能作为区分类书与著作的依据；派生性、集藏性、工具性是类书最根本的属性，从中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播的历史性变革与链接。
有人抱怨“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无论是其价值取向，还是概念范畴及其表达深度，方法都未能超出20世纪前期的水平，不能满足当代文化的期待，没有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科”，“不能提供独特的意义创造，而受到当代文化的冷落”，并开出药方：“不能再使用前辈们的学术概念和致思取向，必须完成研究语言的现代转向”，以摆脱古代目录学的“颓势”，恢复昔日“学子所重，几埒国学”的“显学地位”（《图书馆杂志》2002年第6期）。笔者拙此议题，与上述言论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