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09-24
结合陶渊明的生平与创作 分析<归田园居(少无适俗韵)>所表现出的特点及其作品特征
结合陶渊明的生平与创作 分析<读山海经(孟夏草木长)>所表现出的特点及其作品特征
结合李白的生平与创作 分析《行路难》三首之一 所表现出的特点及其作品特征
第2个回答 2012-11-28
陶渊明作品<归田园居(少无适俗韵)>析赏 从小就没有适应世俗生活的兴趣，生性本来就喜爱山林田园，一时的迷误，坠入世俗的名利网中追逐，一去就过了三十年。
生性酷爱山林田园的闲逸逍遥，不喜红尘是非的喧嚣。“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颇有迷途知返而岁月曾虚浪的惆怅。“性本爱丘山”最为“乐山”者所爱玩念。
《山海经》十八卷，多述古代海内外山川异物和神话传说。王充《论衡》和《吴越春秋》都说这书是大禹治水时命伯益记录而成，不可信，鲁迅认为是古代的巫书(见《中国小说史略》)，晋郭璞曾为该书作注并题图赞，陶潜读的“山海图”，就是这种有图赞的《山海经》。《读山海经》“凡十三首，皆记二书(《山海经》及《穆天子传》)所载事物之异。而此发端一篇，特以写幽居自得之趣耳。”(元刘履《选诗补注》)其实，这首诗不但可见陶潜的生活乐趣，还反映了其读书态度及其诗歌创作之艺术极诣。陈仲醇就说:“予谓陶渊明诗此篇最佳。咏歌再三，可想陶然之趣。‘欲辨忘言’(指《饮酒》)之句，稍涉巧，不必愈此。”(《陶诗汇评》引)。诗共十六句一韵到底，然大体四句可为一解。
一起先从良辰好景叙开，结穴到“得其所哉”的快乐。“孟夏”四月，是紧接暮春的时序。“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丘迟《与陈伯之书》)，到四月，树上的杂花虽然没有了，但草木却更加茂密，蔚为绿阴。“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扶疏”便是树木枝叶纷披的样子，陶氏山居笼在一片树阴之中，这是何等幽绝的环境。鸟群自然乐于到这林子中来营窠。“众鸟欣有托”一句，是赋象。然而联下“吾亦爱吾庐”之句，又是兴象——俨有兴发引起的妙用。“欣托”二字，正是“吾亦爱吾庐”的深刻原因。不是欣“吾庐”之堂华而宅高，而是如同张季鹰所谓:“人生贵得适意尔”。渊明此时已弃“名爵”而归来，于此“衡宇”(陋室)中，自可“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归去来兮辞》)他已感到今是昨非，得其所哉。“吾亦爱吾庐”，平平常常五个字，饱含有欣喜之情和无穷妙理。诗人推己及物，才觉得“众鸟”“有托”之“欣”。故“众鸟”一句，又可视为喻象。比较诗人自己的“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咏贫士》)二句，“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更能反映陶渊明得到心理平衡的精神状态，“观物观我，纯乎元气”(沈德潜《古诗源》)，颇有泛神论的哲学趣味，大是名言。
紧接诗人就写“吾”在“吾庐”的耕读之乐及人事关系。“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二句值得玩味的，首先是由“既已”、“时还”等钩勒字反映的陶潜如何摆放耕种与读书之关系。显然，耕种在前，读书其次。这表现了诗人淳真朴质而富于人民性的人生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热爱生产劳动，正是陶渊明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到孟夏，耕种既毕，收获尚早，正值农闲，他可以愉快地读书了。当然他还不是把所有的时间用来读书，这从“时还”二字可以体味。然而正是这样的偷闲读书，最有读书的兴味。关于陶潜是否接待客人，回答应是肯定的。他生性是乐群的人，“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移居》)便是他的自白。《宋书·隐逸传》则云:“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但如果对方有碍难而不来，他也不会感到遗憾。这种怡然自得之乐，比清人吴伟业《梅村》诗句“不好诣人贪客过”还要淡永。读者正该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这里，诗人信笔拈来好句，无意留下难题，使后世注家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解会。一种认为这两句都为一意:“居于僻巷，常使故人回车而去，意谓和世人很少往来”(《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注)；另一种认为两句各为一意:“车大辙深，此穷巷不来贵人。然颇回(召致)故人之驾，欢然酌酒而摘蔬以侑之。”(王士祯《古学千金谱》)无论哪一说，都无害渊明诗意。但比较而言，后说有颜延之“林间时宴开，颇回(召致)故人车”参证，也比较符合陶潜生活的实际情况。盖“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也，虽然“门虽设而常关”的情况也有。
如从“次写好友”(吴菘《论陶》)一说，则以下就是写田园以时鲜待客，共乐清景了。“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二句极有田园情趣。农村仲冬时酿酒，经春始成，称为“春酒”(《诗经·豳风·七月》“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初夏时节，正好开瓮取酌。举酒属客，不可无肴。诗人却只写“摘我园中蔬”，盖当时实情有此。四月正是蔬菜旺季，从地中旋摘菜蔬，是何等新鲜惬意的事。而主人的一片殷勤欣喜之情，亦洋溢笔端。“欢言”犹“欢然”。“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乃即景佳句，“微雨”“好风”的“好”“微”二字互文，即所谓和风细雨。风好，雨也好，吹面不寒，润衣不湿，且俱能助友人对酌之兴致。在很容易作成偶句的地方，渊明偏以散行写之，雨“从东来’、风“与之俱”，适见神情萧散，兴会绝佳，“不但兴会绝佳，安顿尤好。如系之‘吾亦爱吾庐’之下，正作两分两搭，局量狭小，虽佳亦不足存”(王夫之《古诗评选》)，盖中幅垫以写人事的六句，便见“尺幅平远，故托体大”。
诗人就这样次第将欣托惬意、良辰好景、遇友乐事写足味后，复落到“时还读我书”即题面的“读山海经”上来，可谓曲终奏雅。“泛览周王传，流览山海图”，虽点到为止，却大有可以发挥之奥义。盖读书，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是出于现实功利目的，拼命地读，由于压力很大，有时得“头悬梁，锥刺股”，可名之为“苏秦式苦读”。一是出于求知怡情目的，轻松地读，愉悦感甚强，“乐琴书以销忧”(《归去来兮辞》)、“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辄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可名之为“陶潜式乐读”。陶渊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虽读经书，已有“乐读”倾向。而在归园田居后，又大有发展。这里读的就不是圣经贤传，而是《山海经》、《穆天子传》(“周王传”)。《山海经》固然是古代神话之渊薮，而《穆天子传》也属神话传说(《晋书·束晢传》载“太康二年(221)，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中有《穆天子传》五篇，叙周穆王驾八骏游行四海之事)。它们的文艺性、可读性很强。毛姆说:“没有人必须尽义务去读诗、小说或其它可以归入纯文学之类的各种文学作品。他只能为乐趣而读。”(《书与你》)可以说陶潜早就深得个中三昧。你看他完全不是刻苦用功地读，也不把书当敲门砖；他是“泛览”、“流观”，读得那样开心而愉快，读得“欣然忘食”——即“连饭也不想吃”(贾宝玉谓读《西厢记》语)，从而感到很强的审美愉悦。同时，他有那样一个自己经营的美妙的读书环境，笼在夏日绿荫中的庐室，小鸟在这里营窠欢唱，当然宜于开卷，与古人神游。他的读书又安排在农余，生活上已无后顾之忧。要是终日展卷，没有体力劳动相调剂，又总会有昏昏然看满页字作蚂蚁爬的时候。而参加劳动就不同，这时肢体稍觉疲劳，头脑却十分好用，坐下来就是一种享受，何况手头还有一两本毫不乏味、可以消夏的好书呢。再就是读书读到心领神会处，是需要有个人来谈上一阵子的，而故人回车相顾，正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呢。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二句是全诗的总结。它直接地，是承上“泛览”“流观”奇书而言。孟夏日月几何？就是人生百岁，也很短暂。如何可以“俯仰终宇宙”呢？(《淮南子·齐俗》:“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此五字之妙，首先在于写出了“读山海经”的感觉，由于专注凝情，诗人顷刻之间已随书中人物出入往古、周游世界，这是何等快乐。就陶潜有泛神论倾向的人生哲学而言，他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精神上物我俱化，古今齐同，这是更深层的“俯仰终宇宙”之乐。就全诗而言，这两句所言之乐，又不仅限于读书了。它还包括人生之乐，其间固然有后人所谓“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的安于所适的快乐；是因陶潜皈依自然，并从中得到慰藉和启示，树立了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的缘故。在传统上，是继承了孔子之徒曾点的春服浴沂的理想；在实践上，则是参加劳动，亲近农人的结果。是一份值得重视的精神遗产。
虽然不乏要言妙道，此诗在写法上却纯以自然为宗。它属语安雅，间用比兴，厚积薄发，深衷浅貌，在节奏上舒缓适度，文情融合臻于绝妙。故温汝能《陶集汇评》有云:“此篇是渊明偶有所得，自然流出，所谓不见斧凿痕也。大约诗之妙以自然为造极。陶诗率近自然，而此首更令人不可思议，神妙极矣。” (王)
第3个回答 推荐于2016-05-12
陶渊明作品<归田园居(少无适俗韵)>析赏 从小就没有适应世俗生活的兴趣，生性本来就喜爱山林田园，一时的迷误，坠入世俗的名利网中追逐，一去就过了三十年。
生性酷爱山林田园的闲逸逍遥，不喜红尘是非的喧嚣。“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颇有迷途知返而岁月曾虚浪的惆怅。“性本爱丘山”最为“乐山”者所爱玩念。
《山海经》十八卷，多述古代海内外山川异物和神话传说。王充《论衡》和《吴越春秋》都说这书是大禹治水时命伯益记录而成，不可信，鲁迅认为是古代的巫书(见《中国小说史略》)，晋郭璞曾为该书作注并题图赞，陶潜读的“山海图”，就是这种有图赞的《山海经》。《读山海经》“凡十三首，皆记二书(《山海经》及《穆天子传》)所载事物之异。而此发端一篇，特以写幽居自得之趣耳。”(元刘履《选诗补注》)其实，这首诗不但可见陶潜的生活乐趣，还反映了其读书态度及其诗歌创作之艺术极诣。陈仲醇就说:“予谓陶渊明诗此篇最佳。咏歌再三，可想陶然之趣。‘欲辨忘言’(指《饮酒》)之句，稍涉巧，不必愈此。”(《陶诗汇评》引)。诗共十六句一韵到底，然大体四句可为一解。
一起先从良辰好景叙开，结穴到“得其所哉”的快乐。“孟夏”四月，是紧接暮春的时序。“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丘迟《与陈伯之书》)，到四月，树上的杂花虽然没有了，但草木却更加茂密，蔚为绿阴。“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扶疏”便是树木枝叶纷披的样子，陶氏山居笼在一片树阴之中，这是何等幽绝的环境。鸟群自然乐于到这林子中来营窠。“众鸟欣有托”一句，是赋象。然而联下“吾亦爱吾庐”之句，又是兴象——俨有兴发引起的妙用。“欣托”二字，正是“吾亦爱吾庐”的深刻原因。不是欣“吾庐”之堂华而宅高，而是如同张季鹰所谓:“人生贵得适意尔”。渊明此时已弃“名爵”而归来，于此“衡宇”(陋室)中，自可“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归去来兮辞》)他已感到今是昨非，得其所哉。“吾亦爱吾庐”，平平常常五个字，饱含有欣喜之情和无穷妙理。诗人推己及物，才觉得“众鸟”“有托”之“欣”。故“众鸟”一句，又可视为喻象。比较诗人自己的“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咏贫士》)二句，“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更能反映陶渊明得到心理平衡的精神状态，“观物观我，纯乎元气”(沈德潜《古诗源》)，颇有泛神论的哲学趣味，大是名言。
紧接诗人就写“吾”在“吾庐”的耕读之乐及人事关系。“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二句值得玩味的，首先是由“既已”、“时还”等钩勒字反映的陶潜如何摆放耕种与读书之关系。显然，耕种在前，读书其次。这表现了诗人淳真朴质而富于人民性的人生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热爱生产劳动，正是陶渊明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到孟夏，耕种既毕，收获尚早，正值农闲，他可以愉快地读书了。当然他还不是把所有的时间用来读书，这从“时还”二字可以体味。然而正是这样的偷闲读书，最有读书的兴味。关于陶潜是否接待客人，回答应是肯定的。他生性是乐群的人，“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移居》)便是他的自白。《宋书·隐逸传》则云:“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但如果对方有碍难而不来，他也不会感到遗憾。这种怡然自得之乐，比清人吴伟业《梅村》诗句“不好诣人贪客过”还要淡永。读者正该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这里，诗人信笔拈来好句，无意留下难题，使后世注家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解会。一种认为这两句都为一意:“居于僻巷，常使故人回车而去，意谓和世人很少往来”(《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注)；另一种认为两句各为一意:“车大辙深，此穷巷不来贵人。然颇回(召致)故人之驾，欢然酌酒而摘蔬以侑之。”(王士祯《古学千金谱》)无论哪一说，都无害渊明诗意。但比较而言，后说有颜延之“林间时宴开，颇回(召致)故人车”参证，也比较符合陶潜生活的实际情况。盖“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也，虽然“门虽设而常关”的情况也有。
如从“次写好友”(吴菘《论陶》)一说，则以下就是写田园以时鲜待客，共乐清景了。“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二句极有田园情趣。农村仲冬时酿酒，经春始成，称为“春酒”(《诗经·豳风·七月》“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初夏时节，正好开瓮取酌。举酒属客，不可无肴。诗人却只写“摘我园中蔬”，盖当时实情有此。四月正是蔬菜旺季，从地中旋摘菜蔬，是何等新鲜惬意的事。而主人的一片殷勤欣喜之情，亦洋溢笔端。“欢言”犹“欢然”。“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乃即景佳句，“微雨”“好风”的“好”“微”二字互文，即所谓和风细雨。风好，雨也好，吹面不寒，润衣不湿，且俱能助友人对酌之兴致。在很容易作成偶句的地方，渊明偏以散行写之，雨“从东来’、风“与之俱”，适见神情萧散，兴会绝佳，“不但兴会绝佳，安顿尤好。如系之‘吾亦爱吾庐’之下，正作两分两搭，局量狭小，虽佳亦不足存”(王夫之《古诗评选》)，盖中幅垫以写人事的六句，便见“尺幅平远，故托体大”。
诗人就这样次第将欣托惬意、良辰好景、遇友乐事写足味后，复落到“时还读我书”即题面的“读山海经”上来，可谓曲终奏雅。“泛览周王传，流览山海图”，虽点到为止，却大有可以发挥之奥义。盖读书，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是出于现实功利目的，拼命地读，由于压力很大，有时得“头悬梁，锥刺股”，可名之为“苏秦式苦读”。一是出于求知怡情目的，轻松地读，愉悦感甚强，“乐琴书以销忧”(《归去来兮辞》)、“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辄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可名之为“陶潜式乐读”。陶渊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虽读经书，已有“乐读”倾向。而在归园田居后，又大有发展。这里读的就不是圣经贤传，而是《山海经》、《穆天子传》(“周王传”)。《山海经》固然是古代神话之渊薮，而《穆天子传》也属神话传说(《晋书·束晢传》载“太康二年(221)，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中有《穆天子传》五篇，叙周穆王驾八骏游行四海之事)。它们的文艺性、可读性很强。毛姆说:“没有人必须尽义务去读诗、小说或其它可以归入纯文学之类的各种文学作品。他只能为乐趣而读。”(《书与你》)可以说陶潜早就深得个中三昧。你看他完全不是刻苦用功地读，也不把书当敲门砖；他是“泛览”、“流观”，读得那样开心而愉快，读得“欣然忘食”——即“连饭也不想吃”(贾宝玉谓读《西厢记》语)，从而感到很强的审美愉悦。同时，他有那样一个自己经营的美妙的读书环境，笼在夏日绿荫中的庐室，小鸟在这里营窠欢唱，当然宜于开卷，与古人神游。他的读书又安排在农余，生活上已无后顾之忧。要是终日展卷，没有体力劳动相调剂，又总会有昏昏然看满页字作蚂蚁爬的时候。而参加劳动就不同，这时肢体稍觉疲劳，头脑却十分好用，坐下来就是一种享受，何况手头还有一两本毫不乏味、可以消夏的好书呢。再就是读书读到心领神会处，是需要有个人来谈上一阵子的，而故人回车相顾，正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呢。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二句是全诗的总结。它直接地，是承上“泛览”“流观”奇书而言。孟夏日月几何？就是人生百岁，也很短暂。如何可以“俯仰终宇宙”呢？(《淮南子·齐俗》:“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此五字之妙，首先在于写出了“读山海经”的感觉，由于专注凝情，诗人顷刻之间已随书中人物出入往古、周游世界，这是何等快乐。就陶潜有泛神论倾向的人生哲学而言，他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精神上物我俱化，古今齐同，这是更深层的“俯仰终宇宙”之乐。就全诗而言，这两句所言之乐，又不仅限于读书了。它还包括人生之乐，其间固然有后人所谓“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的安于所适的快乐；是因陶潜皈依自然，并从中得到慰藉和启示，树立了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的缘故。在传统上，是继承了孔子之徒曾点的春服浴沂的理想；在实践上，则是参加劳动，亲近农人的结果。是一份值得重视的精神遗产。
虽然不乏要言妙道，此诗在写法上却纯以自然为宗。它属语安雅，间用比兴，厚积薄发，深衷浅貌，在节奏上舒缓适度，文情融合臻于绝妙。故温汝能《陶集汇评》有云:“此篇是渊明偶有所得，自然流出，所谓不见斧凿痕也。大约诗之妙以自然为造极。陶诗率近自然，而此首更令人不可思议，神妙极矣。” (周啸天)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