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里，母亲至今保存着父亲年轻时的一张“准考证”，照片上父亲留着“时兴”的小分头，涂着照片上的腮红，很精神，母亲每次拿出给我们看，脸上都洋溢一丝难掩的欣喜。
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没能参加高中学习，18岁开始“当家”，也开始在村里当“大队干部”，当过民兵连长，还是村里的文艺宣传队骨干，却因为他舅舅是“四类分子”，一直没能入党，这成为父亲此生最大的遗憾。
母亲在
生产队时期就跟男劳力一样每天挣10个
工分，父亲其时在乡里农场工作，是“挣工资”的人，因为缺少家庭劳力，每年底生产队“分红”，都要倒贴给队里100多块钱。土地承包到户，母亲仍然是主要劳作者。我曾好多年搞不明白父母那种对土地的亲近和迷恋，地里活计近乎痴迷般地认真，耙地不许有土坷垃块，收玉米、黄豆掉在地下每一粒都要捡回去，去地里干活总要带着包袱或背筐，以便回来时捎回来点猪草或柴禾。正月初五，农村叫“无穷日”，家家放鞭炮“崩穷”，而父亲却解释说这叫“五庆日”，是表示五天一次庆祝，又叫“破五”，是春天开始破土春耕的意思，然后，我跟弟弟只好脱下新衣裳极不情愿拖着四齿耙跟着母亲去给麦田“破五”。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种荞麦。”“
小雪不出菜，别把天来怪。”父亲算不得文化人，却记得许多的“老话说”。跟着父母在地里劳作的过程，也是不断接受“训导”的过程。母亲的教导更加直接，我跟弟弟做不好干脆让一边呆着去，当然免不得一通“教训”。如今是“教训”少了，但仍喜欢事事亲为，上星期回家想帮母亲擀面条，却嫌擀的不匀让我一边呆着去。父亲很少生气的样子，母亲“管教”我们多，经常是做不好或偷懒就是一通责骂，这好像跟“严父慈母”的传统不太相应呵。
很多年里，父母是为自己两个儿子骄傲的，虽然都没啥大的出息，却也从没让两位老人费心累神，到记得考学时期很多次半夜里，父亲起夜，一次次催促我早点睡觉。想来那时候我并不觉得艰苦，因为母亲比我睡得更晚起得更早，除了地里活，还帮小服装厂做些钉扣子之类的“来料加工”，冬天的大早，不知啥时候母亲已经起床，坐在缝纫机前做活，我披件棉袄站在窗外背英语，窗台上一盏荧光台灯轻轻地嗡嗡着。父母基本没督促过我跟弟弟的学习，却记得有次父亲要听我背英语，而他根本不懂英语，却翻看着书上的图画，我就背出单词，听我回答十分流利，父亲便很满意的样子。父母都不是心量大的人，有点心事就睡不着觉。初中毕业我未成考上高一级学校，按父亲意思准备找点活以补贴家用，开学时却收到老师写来条子，让几个“有潜力可挖”的学生参加复读，母亲一句“去上吧，我们喝粥也要供着你。”每次想起，都让我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