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之所以明知北伐有种种不利因素，而且要在对于蜀国而言北伐并非如此必要的情况下，不断出兵北伐，根本上是由蜀国的立国精神与统治必要决定的。
关于魏蜀吴三国的立国精神，我们从它们各自的国号就可以窥到一斑。“魏”、“吴”都是地域性符号，这两个字主要标示各自的地域。曹丕以“魏”为国号，当然主要是由于曹操受封魏王（封地在邺，属古魏地）。但我们要看到，以“魏”为国号，意在强调政权的地域性根源，以获得以魏地为核心地区的北方士人的认同。吴之立国，更是完全体现其作为地域性政权的特点。而蜀之立国，以“汉”为国号，是强调对汉代文化符号的直接继承。
这里需要做一点辨析，历朝国号之确立很多都是以其最初的封地为号的，最早的夏商周情况特殊一点（由部落建国与后来的统一王朝不同），后来的如秦、汉（西汉）、晋（西晋）、隋、唐、宋皆是如此。已封地为国号，首先是为标示政权的宗法地域之源，其次因为这些政权都是由封地地域起家，逐步扩张兼并而建立统一王朝的，开国大臣中多为从原封地地区而来，因此权力基础方面需要依靠核心区世族势力的支持（陈寅恪在《唐代政治述论稿》中充分论述了关陇集团在唐政治中的作用），以原封地为国号即有此义。魏、吴国号之确立，即是立足于割据政权的现实，以争取本地世族的支持为首义。我们可以看到，在此前的历史中，魏吴从来不是中央政权符号，而只是割据的诸侯国的号。
历史上也有一些政权，并非以封地为国号。比如农民起义军因无所谓封地，便不可能以此为号，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基础不是要争取地域世族的支持，而是要获得更广泛的农民的支持，比如李自成的大顺。再如两个中间篡位的短命王朝——王莽的新和武则天的周，他们采用这样的国号是为了显示自己受命于天，或以恢复古制建立新政，新和周都是作为王天下的符号而不是地域符号，同样因为他们的权力基础不是要争取地域世族的支持。更多的情况是由于此前的统一王朝深入人心，新王朝采用原来王朝符号作为国号以标示权力的继承性，以继承性来获得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比如东汉、东晋、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和南唐（他们的国号都是唐）。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蜀汉政权即是属于这种情况。
蜀汉选择继承性来标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是主动的选择，但也是不得不然。
从条件上说，采用原王朝国号要求统治者与原王朝有血缘继承性，或至少是同宗。刘备与汉王朝的血缘联系并非那么直接，他为了论证蜀汉政权对汉室的继承性，不得不把这一血缘联系过分渲染与夸大。而刘备之所以无法象曹魏和孙权那样以地域性符号作为国号，而选择继承汉作为自己的国号，除了自己姓刘有这一尚可利用的条件以外，是有下面的苦衷：
一、刘备早期一直是一个流徙性政权，没有建立自己固定的根据地，也便没有获得某一固定地域世族的支持。这意味着他的政权不能也不必要以某一地域符号标示。而长期流徙带来的有利影响就是使刘备对多个地区的士人有影响，而唯一能对这些不同地区士人起到连接作用的就是“汉”这一原王朝符号。
二、蜀国的统治集团构成与魏吴有很大差异。魏国和吴国的统治层都来源于当地，并已本地作为人才、兵员的来源和储备库，其政权基础也主要来自于本地世族的支持。只有蜀汉的统治层分为“原从”、“荆州”和“蜀地”三部分，结构复杂，并且蜀国本地人一直没有成为蜀汉最核心的统治势力，最上层一直是原从和荆州士人占主导。也就是说，蜀汉政权对蜀国人来说更多是一个外来政权。但蜀汉的兵员构成及人才后备又必须依赖于蜀国本地人，如何使作为兵员及下层统治基础的本地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上层非本地人势力的统治，对于蜀汉统治者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
蜀汉要把原来来自不同地域的追随者集合在一个名号下，要使蜀国的人民和士人相信自己有资格统治他们，决定了刘备必须采用“汉”这一国号。如果用“蜀”的话，一来原从与荆州人马会没有归属感，再者，把刘备看作外来人的蜀人未必会认同。
但如果以“汉”作为国号，国策上北伐便成为必然（或说不得不然），因为以继承汉中央政权作为立国精神基础，必然不能局限于蜀地一隅，否则你就无法向人民交代，无以号召人民，无以向人民说明你凭什么统治这里，无以获得士人的支持。
蜀汉政权要向人民显示和证实自己汉王朝对的继承性，必须有北伐进取中原的动作，因此诸葛亮必须不断出兵。但诸葛亮也知道以蜀之国力与军力不可能推翻、消灭魏国，所以诸葛亮不会同意魏延直取长安的做法，因为一来那样守不住，二来他并不想与魏国展开总决战，所以诸葛亮只会采取稳妥、损失最小的战略方向——进攻陇右。对蜀国而言，不希望北伐引起魏国的过分重视，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蜀魏能有一种双方伤亡都不大的僵持状态，而蜀国能不断有一些小的胜利以向民众交代。虽然诸葛亮（以及后来的姜维）明知这样对蜀国消耗很大，但北伐却是不得不为之的一件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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