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心理学在中国初传，翻译上带来了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处理心理学术语的译名问题。颜永京这样写道：“许多心思，中国从未论及，亦无各项名目，故无称谓以述之，予姑将无可称谓之学，勉为联结，以新创称谓”。他认为心理学西方学考“当以之为根本”，西方学校心理学需要读四年，凡从事这方面研究者，往往都是“至季年知识宏开”的大学者，而在中国，这门学科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指出“盖人为万物之灵，有情欲，有志意，故西士云，人皆有心灵也，人有心灵，而能知，能思，能因端而后悟，能喜忧，能爱恶，能立志以行事，夫心灵学者，专论心灵为何，及其诸作用。”而《心灵学》就对了解这方面的内容，“裨益良多”，甚至还提出，“欲立为学之本，不可不读是书” 。
此书译刊后曾引起时人的重视，徐维则读后写道：“当时西人论脑气作用之说，愈出愈精，大凡知觉为一纲，情欲为一纲，志决为一纲。”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读书心得，讲西人格致家渐从事于心性，是属于“知本”。认为《心灵学》一书“晰言人心之运用，大要不外数种：日思、日悟、日辨别、日论、日志、日感，其言精密。述艳丽章，谓物之艳丽，是物之灵气在块质透显。语为我国人所未经道。予谓即刚健、笃实、辉光之意。”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19世纪80年代，当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还把兴趣集中在西方的声光化电的应用技术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时候，颜永京已把视点转向西方人文科学，尽管主观上有出于宗教神学的因素。但他关于心理学这一学科重要性的理解以及对该学科内涵的认识，在十多年后得到了中国学术界乃至官方教育的普遍认同。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和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了设立心理学课程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还引导出一批以日文转译的西方心理学著作，如1901年中岛端汉译的美国查勒士德葛尔毛著的《费尔巴尔图派之教育》一书，介绍了近代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心理学的观点；1902年日人保田贞则的《心理教育学》、1903年井上圆了的《心理摘要》一一被译介到中国。据高觉敷主编的《中国心理学史》一书统计，1900至1918年有30本心理学著作，其中翻译日本根据西方心理学编辑的心理学9本，根据日本心理学编译的8本；取材于英、美、德、日心理学编译的5本，范围涉及到哲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等。这些译著在心理学术语翻译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颜译《心灵学》一书的启发和影响。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认识到心理学研讨对于国民性认识的重要价值，曾出现过西方心理学著作翻译的热潮。一百年后的今天，西方心理学著作仍然受到中国文化人的青睐。《心灵学》译刊已过了100年；其所包含的内容至今看来已没有多少理论价值了。但作为一本最早的汉译西方心理学著作，却有它的历史价值，它留下了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知识和真理的印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