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祖国的历史是悠久的。在漫长的岁月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伟大的和优秀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珍贵遗产。我们今天想了解和鉴赏古代文学，就必然要和这些遗产接触，打打交道。一般说来，文学遗产主要是古人写的作品，包括诗文集子，小说剧本，和一些记录作家的生平事迹的书。但有些文物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品，如山西洪赵县的道觉乡明应王庙内，正殿四壁绘有的彩色壁画即是。在那上面绘有元代演戏的情况，有演员忠都秀的扮相，还有吹笛打鼓的乐工。据今人研究说画的是元人杂剧《须贾大夫谇范叔》的第四折。而从横题帐额上“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还可以知道当时有一种流动性的剧团。
学习古代文学，主要是学习作家作品。这些作家和作品是古代的，不是当代的。当代作家的生活容易弄清楚，古代就不那么容易。没有记载，没有材料，这是经常碰到的。当代的作品也容易找到，古代就不同了，有的已经散失了，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我们有些没有作品的作家，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唐勒、景差的作品，今天已经看不到了，有一篇《大招》，传说是景差作的，还靠不住。西汉有个严助，他的作品也没流传下来，所以他们都成了没有作品的作家。有些作家，作品虽然传下来了一些，但是散失很多。南宋四大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的作品传下来的就很少，和“大诗人”的名号很不相称。所以阅读和学习古代文学，同当代文学比较起来，就材料说困难是较多一些。
自然，不仅材料困难，还有语言文字上的困难。文学作品就其内容说是社会生活通过作家的认识反映出来，或者说是作者思想感精的流露。而用以反映生活和表达情感的工具是语言文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是经常变化的。语言文字变化虽然慢一些，但古今不同还是十分显著的。韩愈说：“周诰汤盘，佶屈聱牙。”就是因为语言变了，很不好读。甲骨文许多人都不认识了，也是由于文字起了变化。不单字形字音有变化，字义也有变化。如同“烦”字，《说文》解释是“热头痛也”，是生病的现象，我们现在说“烦”，已经没有病的意思了。这种由于语言文字古今改变而带来的困难，就是阅读和学习古代文学作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人作品，手稿是极少的，一般都是传抄的，宋代以后有刻印，但仍旧有人抄写。抄错了，刻错了，总是难免的。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其中有一句“闻之，欣然规往”。苏轼抄本和后来的一些刻本都作“亲往”，只有一个宋刻本作“规往”。的确，亲往比规往好懂，但下面接着说：“未果，寻病终。”既然“亲往”就是去了，怎么又说“未果”，不是自相矛盾吗?看来“亲”是错字，应该作“规”。“规往”就是打算去，古人作品中这样的错字是不少的。我上大学时，有位老师讲《庄子》，他说《庄子》中有一句“而今乎妇女”，有本哲学史就这一句话，大谈庄子对于妇女的看法，如何如何。其实这句话里有错字，应是“而今安归”，“女”字属下旬读，根本就没有“妇女”这两个字，抄错了，刻错了，坑害了人。看来，对待古人作品中的错字处理不好，妨碍对于作品思想内容的正确理解。有时错字还破坏了我们对作品的艺术美的享受。期《九歌·湘君》中有一句“美要眇兮宜修”，闻一多先生在《楚辞校补》中说：“宜修是宜笑之误，修笑声近而讹。”宜笑即笑时稍微露出霉自的牙齿，和《山鬼》中“既含睇兮又宜笑”，意思差不多。描写的是一种人的姿态美，非常形象化。若依王逸注释说“修”作“饰”解，宜修就是宜饰，很抽象，那就索然寡味了。
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对待古人作品中的错字呢?明朝人刻书，碰到不懂的地方，就任意校改，很多人都不满意这种做法。我们当然不能采用这个办法。不能随心所欲，想改就改。即使是错字，改时也要说明改动的原因。事实上古人作品，特别是文学作品，错字问题有时是很复杂的，不仅只是通顺不通顺，易懂不易懂，而且有一个美好问题。大家熟悉的王勃《滕王阁序》中有一句“舸舰迷津”，这个迷字，有的本子作连字，有的本子作弥字。作连字和弥字都好懂，只有作迷字不好懂。但从文学欣赏角度看，恰恰是这个不太好懂的字，反而叫人觉得美。究竟作者手稿上是个什么字，实在很难判断。
中国字实际包括形声义三个方面，这里连字和迷字形体相近，弥和迷，声音相同，究竟原稿是什么字，如何错法，不易弄清楚。但也可能本来是一个连字。温飞卿《送陈嘏之侯官兼简李常侍》诗说：“春服照尘连草色，夜船闻雨滴芦花。”连一作迷，可见连迷二字形体近似，容易弄错。错成迷字后，有些费解，因之有人以声读相同又改为弥。自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一种可能而已。
我们阅读古代文学作品，除开可能遇到一些抄错刻错的字外，最主要还是字义的解释。古今字义发生了变化，文言脱离口语，就不好懂。宋朝有一个文人把“夜梦不祥，书门大吉。”写成“宵寐匪贞，札闼宏庥。”就是利用古今字义变化才那样写的。一翻开《诗经》就会看到“窈窕淑女”四个字。什么叫“窈窕淑女”呢?很不好理解，如果换成“苗条的稳重的少女”就十分明白了。古今字义的变化，还有典章制度，事物名称的改变，固然可以找工具书，查字典，但字典也不灵。举例说吧，《红楼梦》中乌进孝的那份交租单上“龙猪二十个”，什么叫“龙猪”，字典上是查不出来的，到现在红学家也大都搞不清楚，这真是读书不易。读书遇到难字，不认识；难词，不了解，这是常有的事。就是认识，解释起来也不那么简单。《诗经·伐檀》中有一句“不素餐兮”，没有难字吧!可是“素餐”如何解释?解放前有位大学教授把“素餐”讲作“吃素”、“吃白饭”，结果给解聘了。因为“素餐”历来就解释为“白吃饭”，所谓“仕有功乃肯受禄”。龚自珍写诗也说：“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其实，“吃白饭”也好，“白吃饭”也好，都是错的。毛传说：“素，空也。”空可以解作空乏，《论语·先进》孔子讲到颜回说“其庶乎屡空”的那个“空”字就作“空乏”解，“不素餐兮”就是“不愁没有饭吃”。“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也就是说：“那些老爷呀，不愁没有饭吃!”言谈之下，自然是说伐木者都是愁衣愁食的。
总之，读书，阅读古代文学作品，首先得把古人写的诗文翻译成和今天当代人写的一样，能够很容易看懂，这就得学一学校勘和训诂。校勘主要是解决衍文错字脱误等问题。我上大学时，曾经从许维通先生学过。有一次刘文典先生对我说：“听许先生说，你跟他学校勘，这很好。校勘嘛，从前人只校经史，后来有人校子书，至于集部就不好办，因为校勘充其量只能解决文字通不通，不能解决好不好。有一种人搞校勘，说什么择善而从，那是最要不得的。”当然，刘先生的意见可能有点偏，但什么叫“择善”?随便改字罢了。对于校勘学来说是不足为训的。至于训诂，清代有一个学者说：“宋儒不明训诂之学，朱子稍知之而不甚精。”要求很高，我上大学时，听过罗常培先生讲训诂，没有学好，至今还是一个门外汉。闻一多先生当年教我们读书，读古人诗文，要读白文，不要一开始就看注释。这就是说，要用校勘训诂的知识直接去读白文，不要依靠注释，矮子观场，随人喜怒。当然，注释对于一个初学的人，还不失为一块敲门砖，不过要解放思想，不要迷信权威。
上面讲的只是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第一步，克服语言文字的难关。但闯过这一关后，问题还多着呢，比如说，这个作品的作者是谁?他生平做了些什么事?他的作品是不是反映了时代的面貌?当时人喜欢他的作品吗?他的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是真实的吗?他和我们生不同时，为什么他写的作品今天还能给我们一种美感的享受?诸如此类，只要你肯想，问题多起来，理解就会更深入。读书不能光靠眼睛看，而且还要用头脑思索，学而不思是不能对文学作品做出正确的评价，从其中吸收有益的养份，让精神生活丰富而高尚起来的。
所以闯过语言文字关以后，阅读和学习古代文学作品还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所阅读的作品进行分析批判和评价。由于我们阅读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大都是产生在阶级社会中的。鲁迅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鲁迅这里只是简明扼要地讲讲文学创作和阶级的关系，事实上文学作品的阶级分析是很复杂的。有那么一股风，怀疑文学在阶级社会里有阶级性，他们以山水诗为例，极力否定文学的阶级特点。又提出人有共性，即人性。人嘛，一是生存，二是生活。各个阶级虽有不同的生活，但求生存是共同的。所谓“食色性也”，爱与死是文学中永久和普遍的主题。这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是把梁实秋等人的老调重弹而已。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认为一个人吃饭睡觉，一举一动，一开口，每句话里都塞满了阶级性。但在阶级社会中，人是有阶级性的。作者对他所描写的生活现象总要流露出肯定或否定，爱或憎，也就是说表现作者的倾向性，这倾向性就体现着作品的阶级性。阶级性总要通过作者对作品中所描写的人或事的某种态度，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流露出来。所以，我们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必须注意作家赞扬什么，谴责什么。我们切勿去赶“人性论”的时髦，以超阶级的观点去看待文学遗产，那样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它们的价值的。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阅读古代文学作品，还要把文学现象作为客观存在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和其它事物的互相联系之中。这样，就得注意文学和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科学艺术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问的相互影响。如果不弄清楚八世纪中国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宗教艺术，就很难认识杜甫诗歌描画现实的深刻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是空话，而是生活真实。要读《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不了解当时艺坛状况，大概只能停留在似懂非懂的阶段。同样，不熟悉中唐历史社会，对韩愈的《原道》、《师说》的理解就不能透彻。鲁迅在写给徐懋庸的一封信上说：“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这正如芝麻油原从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样。”文学作品不仅是客观地反映社会生活，如果作品揭露了社会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引起人们对现实不满，从而起来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使之合理，改造社会生活，文学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成了“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过去有些农民起义的领袖读《三国志演义》，从其中学习到许多斗争的策略，用以战胜敌人。《水浒传》被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禁止阅读，他们认为这本小说“诲盗”，怕人读后，起来造他们的反。《西厢记》也被他们认为“诲淫”的书，怕人读后争取“有情人都成眷属”，破坏了他们提倡的礼教。我们中国人读书，向来主张学以致用。学习和阅读古代文学作品，也应从其中吸收一些有益的东西，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文学作品是精神食粮，学习古代文学也同样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精神高尚而纯粹的人。当然，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糟粕，需要批判的。
对于古代作家，我们经常说有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由于古代作家大都出身于地主阶级，即使在思想和政治方面是进步的，也只是要求消除社会的弊端，以便保障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社会的生存。他同情农民的贫困，而不赞成农民造反。元朝末年就有一批文人写诗同情民生疾苦，而一提起农民造反就破口大骂。《水浒传》的作者或者编者，一面同情人民反抗贪官恶霸的压迫，一面又赞扬封建政权对农民起义的镇压，还颂扬一批“改邪归正”的人为封建统治者效犬马之劳。这就突出地表明了这些作者身上的阶级局限性，虽然古今时代不同，“情”有可原，但是对其中在今天社会上产生不好影响的地方，还是要批判。批判不等于对一个作家或作品的全盘否定，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