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见，不能认为是消极避世。陶渊明的归隐应当有多重因素起作用，而其中最小的就是消极避世。这个因素甚至比不上避难。梁启超先生就曾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中指出：
渊明是极热血的人，若把他看成冷面厌世一派，那就大错特错了。
陶渊明曾祖陶侃有从龙之功，都八州官司马，煊赫一时，父祖也都曾入仕，算得上官宦之家（虽然没落了）。陶对其先祖是很敬佩的，这一点在他早期乃至于中期诗文中都可窥见。此外，其也在外祖父家里受到了儒学熏陶，亦曾发出渴望伯乐的呼喊（参见《停云》）。早期陶渊明受家世和儒学影响有一股入世的侠气。
但也要看到，儒学在两晋算不上显学。佛、道乃至于玄学的影响都比儒学大。从陶渊明少年在江州，思想必定也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观察陶渊明诗文，结合当时的历史，可以推知陶渊明的思想中，有混杂着佛儒道玄的影子。其中佛较少，儒学、玄学在前期最明显，后期道则慢慢占了上风。
再者陶渊明性情使然。他应当是个崇尚自由的人，这一点在他第一次入仕经历和前中后期诗文中均可明显体现。他并非天生有出世心，只是其个性本身就不那么适合官场。
再看他三进三出（主要指前面几次，后面相对不重要的原因下文也会说）的经历。第一次是尝试，“不堪吏职”，第二次是正儿八经入桓玄幕，两年，努力做了却不理想，丁忧去职。
这次陶渊明大概是不甘心的，他在桓玄那做的并不理想，而桓玄的所为可能与他想象的也去之甚远，乃至于他诗文中的归隐意味越发明显了。
但丁忧后，其田园生活过的也不好（参见其给从弟敬远的诗词），明显对仕途有憾，对田园则自嘲更多。第三次则是出任刘裕（此处存疑，个人采信朱自清先生的考证）参军，迅速致仕。
这次经历本身不顺畅；再考虑到他的政治背景（陶渊明曾言其外祖与桓的关系，而桓刘为敌，且其第二次离职后在桓玄称帝、桓刘之争的一系列事件中仍有表明出偏向桓玄），被征召时（对他这次不是主动去的）他心里也一定不平静。
任职刘裕那甚至有一定的无奈和作戏的成分。即使一开始没有政治考量，刘裕后来对非嫡系的杀戮也会让陶渊明有了。于是辞职。
即使一开始没有政治考量，刘裕后来对非嫡系的杀戮也会让陶渊明有了。于是辞职。
再后面两次相对而言就是很小的两次事件了，彭泽令那次更是自己明说了是权宜之计、为的是“足以为酒”，《建威参军》诗和五斗米事件都体现了他彻底消了为官从政的想法。这时候的陶渊明已经确定会归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