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方法以区别于德国历史学派的抽象演绎法为特点。他们将社会经济生活简化为人的欲望无限与资源有限之间的关系，以个人欲望和满足为研究起点。他们认为社会如同个体的机械总和，个人经济行为的最高原则是追求最大化效用，即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的欲望满足。这个原则体现在鲁宾逊式个体与周围资源互动的主观心理活动中，成为该学派理论分析和数学论证的基础。
边际效用价值论是其核心理论，认为商品价值源自个人对物品满足欲望的能力的主观评价，价值受效用和稀缺性影响。价值尺度是边际效用，生产资料的价值由其生产的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价格由买卖双方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决定，商品间的价格比例等于边际效用比例。边际效用价值论挑战了古典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但忽视了价值与劳动的社会历史联系，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关于分配理论，学派有多种观点。柏姆-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强调物品价值的“时差”，即现在与未来物品的主观评价差异。维塞尔的“归属论”试图结合主观价值论与“生产三要素论”，根据消费物品的效用确定生产资料的价值分配。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则结合边际效用、生产要素和土地收益递减律，试图证明按生产要素贡献决定收入的自然规律，但其理论存在对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创造的混淆，以及对剥削关系的歪曲。
边际效用学派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它的奠基者是三位几乎同时各自独立提出主观价值论的经济学家：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杰文斯在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提出了“最后效用程度”价值论。边际效用学派在方法论上以反对德国历史学派相标榜，主张抽象演绎法。他们把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归结为人的无限欲望和数量有限的资源之间的关系，把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