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集中的
计划经济体制 中国的经济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国家计划，“全部国家
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
器”。到改革之前，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运行了 20 多年，这个
体制在改革初期的状况是：
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农业方面，
毛泽东逝
世时以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为主，还有 2093 个全民所有制
的国营农场。1980 年，全国有农村人民公社 54000 个。参加人民公
社有 1.7 亿户，8 亿人口，3 亿劳动力。农村私营经济基本绝迹
（1981 年
《中国经济年鉴》，张思骞：《1980 的中国农业》）。
一切土地都是 集体种植。 在工业总产值中，1979 年，全民所有制工业占
81.0%，集体所有制工业占 19.0%，没有私营工业(《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 194 页)。
1978 年，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 90.5%，集体所
有制商业占 7.4%，个体商业只占 0.1%，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占
2.0%（同上，第 347 页）。1978 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 7451
万人，占职工总数的 78.4%．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 2048 万
人，占职工总数的 21.6%，两者合计占职工总数的 100%（同上，第
111 页）。
第二，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了国家计划。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
能自由买卖，全都由国家计划调拨。国家统管的物资 700 多种，工厂
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交给国家，由国家统购包销。工厂赚的利润全部
上交国家财政，工厂花钱由国家财政支出，这就是财政统收统支。此
外还有劳动力由国家统招统配，外贸由国家统进统出。
第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原则而已，真正
的按劳分配是没有的。说是实行八级工资制，实际上多年没有调工资。
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大多数是二级工，工资 40 元左右。到了
文革，连
按劳分配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加以批判。工人的收入和他
的劳动成果没有关系，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在分配方面，中国
比苏联还要“社会主义”。毛泽东还批评苏联的“物质利益原则”。在
农村，农民记“大寨式工分”，即吃“大锅饭”。
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都由国家决定，工
厂的一切技术改造，甚至连盖一个厕所，也得报上级批准，盖上几十
个图章才能得到资金。
重庆钢铁公司有两台
蒸汽机，这是清末张之洞为汉阳兵工厂从英国引进。
1982 年我到“重钢”采访时，在大轧 分厂还看到它们在运转。
在隆隆的机声和弥漫的蒸气中我走近了这两 台庞然大物。从机器的铭牌上可
以清楚地看到字迹：一台是 7500 马力，1905 年造；另一台 6400 马力，1887 年造。
抗日战争期间这两台机器被从武汉运到重庆，作为轧钢机的动力，
到20世纪80年代，这两台机器已经很破旧了，热效率只有4%，
还要经常维修。动力科的负责人说，如果改用电动机作轧钢机的动力，
仅节省能源和维修的费用，一年就是180万元，但需要投入技术改造费
475 万元。为了申请这笔费用，从1965年就向上级打报告，
到我去采访的时候还没批准。
17年的等待，仅多消耗掉的能源和维修费就达3千多万元。
在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粮食、
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
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农民吃多
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行政机关决定指标。农民都是
集体劳动，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大树底下等候队长派工。太
阳已经落山，队长不下收工的命令谁也不能回家。
1953 年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
都由国家凭票证定量供应。这些票证只能在
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
度极其严密，离开户籍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
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
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
如果要出省，还得带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必须交具省公安厅允许出省
的证明才能换取。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
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都是一架机器上的零件
和部件，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也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工人和农民
不能通过自己的加倍劳动增加收入，企业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得
到发展，地方不能合理地利用资源求得繁荣。这种体制使每个经济细
胞都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平衡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尽管国家可以用
“军工动员”的方式集中国力搞出核武器和人造卫星，但是，生产领
域的经营状况和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
接连不断的错误计划，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多年遭到扼杀，
最终的结果是极度贫困，改革以前的中国贫穷到什么样子呢?
全国人均粮食产量 1956 年为 310 公斤，1960 年下降到 215 公斤，
1978 年达到 320 公斤，整整徘徊了 22 年。自从统购统销以后，中国
农民没有真正吃饱过。
1978 年
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的
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
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
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 户人家有 4 户没有
大门，3 户没有桌子，68 人中有 40 多人没有棉裤。当过
抗美援朝志
愿军的史成德，7 个孩子，一家 10 口人，只有 3 只缺口碗，沈祖润
看到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1979 年前后，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
几位记者对中国西部农村情况作了调查。1978 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
入，最高是山西吕粱地区，为 70 元；
陇东庆阳第二，为 64.86 元；
延安地区第三，为 57.2 元；榆林地区第四，为 52 元；甘肃
平凉地区 第五，为 47.6 元；
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 36.8 元(陈大斌：《饥饿引
发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年，北京，第 17 页）。
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人年平均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 74.67 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
1.12亿人每天能挣到1角1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l角3分钱，
有2.7亿人每天能挣1角4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
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 年，
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 50 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
活水平不如 30 年代。
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不是。
1977年，我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工厂的生产第一线70%以上是二级工，
月薪为41.5元，再没有其它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
无产阶级”。手表、自行
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
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在天津，我走访了不少工人家庭。
祖孙三代人挤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的情况十分普遍。建国初
期，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
降到3平方米；到改革前的1978年又降到3平米以下。50年代初为
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80年代。夏天，在这拥挤、
破旧、肮脏的工栅里，做饭的煤球炉都排在 1 米宽的公共过道里，过
道的温度高达 39 度．中年妇女脱光了上身，随着炒菜的锅铲掀翻，
硕大的乳房在晃动。这是我和我的同事杜润三1972年在天津佟楼附
近一片工人住宅区目睹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