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内圣外王”之道及其政治思想浅议
“内圣外王”之道，后世学者无一例外将其归于儒家的主要思想，但并非儒家首创。“内圣外王”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但这并不妨碍用“内圣外王”来阐释儒学，因为自宋以来，随着儒道释三教合流，理学出现，随之开始用“内圣外王”来阐释儒学。孔子的儒学思想内涵深远，内容丰富，既能体现在道德、人格方面，也体现在其政治思想方面。下面即对孔子的“内圣外王”之道及其政治思想简要分析。
一、“内圣外王”一词的出现
“内圣外王”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天下篇》作者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此即“内圣外王之道”。照《天下篇》看，“内圣外王”是天下之治道术者所追求的，“内圣”是作者的人格理想，它表现为：“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外王”是作者的政治理想，它表现为：“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天下篇》作者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其内涵通俗的讲，“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虽然“内圣外王”一词不是直接出自儒学和孔子之说，但《天下篇》作者所阐述的“内圣外王之道”与孔子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这就为儒家采用这一术语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孔子言论中的“内圣外王”
在“内圣”方面，孔子主张，“为仁由己”。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i][1]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关键在于自己。正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ii][2]在“外王”方面，儒家以“修己”为起点，而以“治人”为终点。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iii][3]在孔子的思想中，内圣和外王是相互统一的，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只有内心的不断修养，才能成为“仁人”“君子”，才能达到内圣，也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安邦治国，达到外王的目的。同样，内圣之有达到外王的目的才有意义，外王实现了，内圣才最终完成。比如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iv][4]自己立身，通达了，也不要忘记使别人也能立身，通达。也就是说，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也要满足他人的需要，两者都满足了，才是一个真正的“仁者”，也才能真正做到“内圣外王之道”。立己，达己是基础，立人，达人是归宿。
三、孔子“内圣外王”中的政治思想
孔子“内圣外王”政治思想中，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直接统一。儒家无不讲道德，也无不谈政治，认为政治只有以道德为指导，才有正确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实到政治中，才能产生普遍的影响。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政治，乃是霸道和暴政，这样的政治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难以长久的。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v][5]要求政治家首先出自道德家，统治者只有先致力于圣人之道，成为“仁人”，才可能成为天下爱戴的“圣主”。怎样才能成为道德家呢？按照孔子的言论，要做到“仁”与“礼”，达到内圣，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统治者。在孔子思想中，政治和道德教化是不分的。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vi][6]孔子以下层百姓为对象，以利乐为主要工具，辅以刑政，试图达到“名人伦”的目的，来稳定民心，稳固统治。
道德与政治的统一，也就是由“内圣”到“外王”。这里，“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外王”是“内圣”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修己”自然能“治人”，“治人”必先“修己”。
小结
“内圣外王”之说虽首见于《庄子》，但却是儒家的基本命题，就连现代儒家的主张仍然如此。从原始儒学到汉代的政治儒学，再从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两千多年里，时代在变，儒学的诠释也在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在“内圣外王”的模式里运思。因之，我们对于这一传统社会的精神遗产，一定要批判的分析。
中国文化统一世界的文明模式——内圣外王
我们知道，明王朝有很多附属国，明王朝的附属国是是明王朝依靠自己的实力让众多的国家服气，“臣服”而
自愿加盟的。明王朝的很多附属国模式就是将来中国统一世界的模式，虽然它有足够的武力征服其它国家，但
它不是依靠武力，而是靠自己的实力（道德）说话的。尽管明王朝的模式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需要完善的
。
按中国文化讲，“使天下服”绝不是依靠武力，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又不能没有武力。当人的觉悟达到相当高
的水平之后，只需一番合乎规律的道理，就可以使天下归心了。当人还不开化，或是很野蛮时，这时就需要一
定的威慑力，如禹王“刑天舞干戚”。当他们来入侵时，就要保证一定能打败他们，这时就需要自身的强大。
如果你强大了，大家都来归顺，赶都赶不走；如果你落后虚弱了，大家都会离你而去（国家独立），留都留不
住，留住的只是矛盾和战争。如果中国现在世界第一强国，我看谁也不想从中国独立出去受穷。如果你自己贫
穷落后，谁也不愿跟着你受穷，人家闹独立，你也不能完全怪人家，应当首先检讨一下自己做到了没有。
很明显，以什么服人，以什么形式统一天下，是与社会人的文明程度成比例的，越是文明程度高的社会，就越
要以道德去统一之；越是落后野蛮的社会就越需要武力去统一之。这和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也是同样的，越是道
德败坏的社会，法律的重要性就显得越重要；越是道德高尚的社会，法律就显的无关紧要了。大家都不犯罪，
都很明理，办事都不出规矩，法律还有什么作用？反之，很多人都犯罪，不依靠法律去制裁又有什么办法？
大家都犯罪，执法的人难道就不犯罪？整个社会的道德都不好，执法的人的道德就会好？执法人的道德败坏，
贪官污吏也就出来，这个社会是什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统一世界的模式基本是明朝统一天下的模式，自身强大而“内圣”，外邦、外国纷纷效法学习，主动与中
国进行联合，或自愿加入中国，而不是靠武力征服，这就是“外王”。不过，现在理论上更明确了，因为明王
朝的理论还是浑浑沌沌。明王朝虽然提出过无为而治，其实明王朝社会根本不具备无为而治的社会条件，因为
那时的人的道德品质根本就达不到那样的程度，明王朝的发展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明王朝形式上崇儒，但是
整个明王朝的意识形态还是很乱的，就皇帝而言，有据可查的，有信儒的，有信佛的，有信道的，有信基督的
，据说还有信穆斯林的，可能还有什么都不信的，是否还有受唯物主义影响的呢？不可而知。这说明，明王朝
还不具备真正的内圣外王的条的。
无为而治的社会，要求社会人的素质、道德水平非常高，人们不犯罪，当然也就不需要什么治理了，这样才能
达到无为而治的。内圣的国家，内部必须治理得好，人们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能够凝聚成一
个整体，就象蜜蜂与蚂蚁（白蚁）王国一样（这当然是一种低级的凝聚形式），只有集体，没有个人，只有大
公，而无自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凝聚这么结实，将是无坚不摧的，没有任何敌人能战胜他们、能够奴役
他们的。如果整个人类都能凝聚成一个整体，没有人类无法战胜的困难，整个人类的生活还能不幸福吗？
中国人用的实力与道德上的感招而外王的，中国人的外王也不是为了抢劫别的国家和人民，而是与我同富，共
同走向人类文明，最终达到与我同样的程度，这就是“天下大同”。而西洋人的用的都是强盗逻辑，他们走到
哪里，就抢到哪里，特别是欧洲的殖民主义时代，对印度、非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对奥洲的土著人，对东南
亚。甚至对明代的中国也进行过强盗式的侵略，只是遭到了明王朝有力的反击，这些强盗不是被砍头，就被击
溃。否则当时的中国就可能成为被侵略的对象。即便是现代的所谓“欧美文明”，也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太多，
不能与中国天下大同相提并论。
中国如果搞得好，抛弃错误的哲学思想，在不远的将来（20——30年）即可赶到世界的最前例。那时中国不用
武力，只需要文化与道德宣传，就可以统一整个人类世界。当然，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还是需要军事实力
的。
做一个假设：中国明朝如果不灭亡，按正常的形式发展，不一定会走资本主义模式，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模
式。如对天下的兼并，英法德走的是殖民扩张，海上侵略的政策。而中国人很可能是道义上的宣传，在中国发
达的基础上，让大家自愿的加入中国，接受中国式的文明。在生产模式上，即便是资本主义模式，也是比较温
和的，不会象欧洲国家那样，对人那么残酷，那么缺少人性。还很可能走公有制，或一部分走向公有制可能。
残酷，不是中国文化的本质。
中国历代对少数民族都很优惠，如汉王朝、唐王朝、明王朝都是这样的，其它朝代不可而知。汉民族和汉人王
朝给他们传授文明，传授生产技术，在经济给于赠赐帮助，允许它们出入很多关隘（不允许汉民族）经商、放
牧、打猎、开荒。可是当他们学得汉民族的先进生产劳动技术时，为什么总是对汉民族一次次的举起了屠刀呢
？而且还有人不顾历史事实的说：“汉民族侵略虐待了少数民族”。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否需要总结一下？
加个话题：真***不要脸，央视新闻频道在2006年5月5日13点22分播出民俗表演《萨尔湖之战》，这说明执
政者根本不把自己当成汉民族，这些人是一个新的民族，名曰“马族”。新民族的建立与既成民族不同，既成
民族有历史渊源，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不是谁想加入就可以加入的。新民族的建立是可以不分血缘的，因为他
没有历史的渊源关系，一切都是从新开始的。
搞哲学的，总是从本质上着手，一下把问题点透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14192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