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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审级制度，就审判程序而言是两审终审制；就人民法院体系而言是四级两审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于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由它审判的第一审案件作出判决或裁定以后，若当事人不服，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一级人民法院对上诉或抗诉案件，经过审理所作出的判决或裁定，就是第二审的判决或裁定。根据两审终审制度，人民法院的第二审判决或裁定，就是终审的判决或裁定，当事人不得再行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是我国的最高审判机关，它审判的一审和二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都是终审判决和裁定，一经宣布即发生法律效力。
1982 年和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将两审终审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来规定，并根据组织法的规定对案件的管辖、上诉、再审等程序作了具体的规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审级制度。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层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1）重大涉外案件；（2）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3）最高法院确定由中级法院管辖的案件。高级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案件。最高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1）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2）认为应当有本院审理的案件（民事诉讼法第18-21条）。这就是说，我国四级法院都可以作为初审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但原则上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基层法院管辖。为什么采取两审终审制？为什么绝大多数案件由基层法院作为第一审？对此，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是：两审终审制度是适应我国国情而规定的审级制度，我国地域辽阔，很多地方交通不方便，审级过多，不仅会给当事人双方造成大量人力、物力、时间上的浪费，而且容易使案件缠讼不清，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不稳态状态，不利于民事流转和社会的安定。实行二审终审，绝大部分民事案件可在当事人所在辖区解决，一方面可以方便诉讼，减少讼累；另一方面，也便于高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摆脱审判具体案件的负担，集中精力搞好审判业务的指导、监督。必须指出的是，我国民事审判中的二审终审制是与再审制和审判监督程序相配合而存在的，这就是说，经二审终结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如果当事人或上级法院等认为案件裁决仍然有误，还可以提出再审请求或作出再审决定。再审制的设立，弥补了审级上的缺陷。所以，以二审终审制为基础，以再审制为补充的审判制度为我国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的正确、合法、及时处理提供了基本保障。由此可见，我国的两审终审制更多的是考虑了诉讼效率和诉讼经济的原则。但是，随着案件的剧增，这种以既简单、又快捷，既便利又低廉的诉讼程序，来代替“既繁琐，又迟缓，既劳民，又伤财” 的诉讼程序，实现后者承担的程序功能的完美理想被打破。当那些不满二审判决的当事人寻求正常上诉的渠道被两审终审制堵塞的时候，当对二审判决的不满率甚至高于对一审判决的不满率时，大量复审案件便纷纷涌向再审程序这个特殊的复审程序，于是，再审程序不断地膨胀。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只有人民法院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实践证明，仅靠这种自我监督来纠正生效裁判中的错误是不够的。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不仅增加了检察机关抗诉提起再审，从而完善了法定机关提起再审的制度，而且增加了当事人申请再审。从理论上看。这大大拓宽了案件再审的渠道，为纠正生效裁判中的错误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但民事诉讼法实施 10余年的司法实践表明，再审程序实施中的问题仍然很多，修改再审程序的立法意图并未实现。再审程序实施效果不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民事诉讼法发动再审的主体由一种增加到了三种，但实际效果似乎不够好，申诉难、申请再审难的状况依然非常突出，不少明显存在错误的裁判仍无法通过再审程序获得纠正。二是再审耗费了当事人和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和金钱，一些案件被不断的拿来再审，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因此受到严重破坏。再审程序这种特殊的极少运用的复审制度成了被大量运用的正常程序，且为滥用权力的人从程序外干预司法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由于再审程序的不加限制，两审终审制名存实亡，而在这种以再审为主体的多级复审制中，无论当事人的私人成本还是公共司法成本都比一次以“书面审”为特征的三审程序消耗要大的多。面对如此严峻的“司法危机”，理论与实务界越来越多的人对我国再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开始了理性的反思，改革审级制度 和再审制度方面的论文数量不断增加，内容不断深化，并已在理论与实务界形成一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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