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自己的灵魂
2007-3-26 9:40:00 作者：冯玥 来源：《读者》2004.14
第一次见到丁大卫，是在美国福特基金会举办的一个活动中。工作人员告诉我，那个美国人，特神，给他报销飞机票他不要，坚持自己坐火车硬座，从广东到北京，又自己去车站买了硬座票，从北京回甘肃。
据介绍，他爱好广泛，包括体育运动、音乐、文学、教育和“为人民服务”；任西北民族学院英语教师7年；2000年至今，一直为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做基础教育义务助学工作。会上，他拿着一本相册给大家传看，一个劲儿地说：“你们不知道我们东乡的孩子有多可爱。”
再次见他是在兰州，他带着我，熟门熟路地倒了两趟公共汽车，来到汽车南站，我们要在这里乘长途车到东乡。
东乡距兰州约一百公里，车程约三小时。一路上，身高1．93米的他，窝着一双长腿，挤坐在长途车的最后一排，以东道主的姿态为我介绍，这条马路是50周年县庆时修的，那座电信塔是什么时候立起来的，这个镇子离县城还有多远，等等。他的口头禅是“我们东乡”。
一
1995年，丁大卫作为外籍教师应聘到西北民院，学校给他开出的工资是每月1200元。他打听了一圈后，知道这个工资比一般教师要高，于是主动找到学校，要求把工资降到900元。学校不同意，坚持要付1000元，丁大卫觉得“四位数”还是太高，几番争执，最后定在了950元。
要求降工资，这也不是丁大卫的第一次。
1994年，丁大卫在珠海恩溢私立小学任英语教师时，为了降低工资，为了和其他老师一样，不住带空调的房间，也和校长发生过一次相似的“斗争”。
当时，学校外面是一个市场，丁大卫指着市场里民工住的地方对校长说，你看他们，那么多人住在一个帐篷里，很闷很热，冲凉也不方便，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我比他们已经强很多了。
这位校长后来到处和人说，这个丁大卫，老和民工比。
到了东乡，条件更为艰苦。没有暖气、没有电视、没有洗衣机、没有抽水马桶，“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的，我有什么不行？”他说。
2002年6月，丁大卫和西北民院的合同到期，他决定辞去民院的工作，专职到东乡来做事。县文化教育体育局也表示，愿意聘请他担任该局教育教学研究室顾问，并每月发给他500元生活费。可是，那每月500元的工资，他至今也没有领到过一次。
“我不着急，反正我还有以前的积蓄。”他说自己不抽烟不喝酒，生活支出除了吃饭就是打电话和写信买邮票，每月四五百元就够了。
丁大卫出生在美国克里夫兰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大学三年级时，大卫到北京大学做了一年留学生。和所有留学生一样，他在中国旅行，
品尝各种美食。回国后，在肯塔基州的艾斯伯里学院拿到了古典文学硕士学位，这期间，他发现自己喜欢做老师。毕业后，大卫先在日本工作了一年，1994年，他来到珠海，在珠海第一家私立小学恩溢国际学校任英语教师。
为这所学校招聘英语教师时，丁大卫发现，招聘的5个人中有4个来自西北地区。他觉得，西北的人才都出来了，有谁去呢？
于是，他把自己的简历寄到西北的一些学校，最后他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学校的邀请中，选择了西北民院，他的想法很简单：“这里的学生大都要回到民族地区当老师，那里是最需要人才的地方。”
这也是让丁大卫做出以后很多选择的一个根本想法：“当老师，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二
2000年，丁大卫在民院教课之余，每周花3天时间到东乡去，开始了他的“义务助学工作”。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是全国惟一的以东乡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也是国家重点扶贫县。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信息，东乡族是全国成人文盲率最高的民族之一。文化程度综合均值，只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程度。
大卫离开美国，离开家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自己留在那里只能是锦上添花。离开兰州，也出于同样的原因。
“高等教育很多人在做，国家也重视，西北民院现在已经有7名外教了。相对来说，基础教育就差很多。”他一直记得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全球基础教育的排名，中国倒数第二。“东乡文盲率这么高，说明基础教育最差。如果因为兰州条件好而留在兰州，那我就干脆回美国了。”
“锦上添花不是不好，但首先要保证最需要的。”他说，“就好像牙齿美白、整容不是不好，但总要让人先能看得起病，享受最基本的医疗吧。”
刚认识丁大卫时，我曾经问他：“你在东乡究竟都干些什么？”当时他有点怪怪地苦笑了一下，没有解释。
来到东乡，跟着他跑了几天，我也糊涂了，不知道该如何描述他所做的事情。
有一天去邮政所取信、订杂志，然后去免古池乡的马场恩溢学校看望那里的六位女老师。
马场学校距县城步行40分钟，是2000年由珠海恩溢学校和新加坡一位女士捐助修建的，今年已经有四个年级二百四十多名学生。每年“三八”节，丁大卫都要给女老师们买一份礼物。前年是床单，去年是闹钟，今年，他说实在想不出买什么东西了，就到邮局给老师们订了两份杂志。预算100元，花了109元。
有一天去东源乡包岭恩溢学校。这所学校离县城最远，要先坐半小时中巴车，再走5公里的山路。那天正赶上沙尘天气。刚走进校门，丁大卫就嘟囔了一句：“国旗怎么没有挂？”后来问过校长，说是天气不好，怕风把旗子吹坏了，所以摘了下来。
学校原来的房子是1956年盖的，早已残破不堪，一位老师带着二十多个学生只能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上课。2002年，用7位捐助人捐赠的4．5万元经过改造后，现在已经有五个年级一百一十多名学生了。丁大卫上周刚收到一笔捐款，他想把这笔钱用在返还学生部分学费上。这里每学期的收费是25元，他计划给男生返还5元，给女生返10元。这次去，要把学生的人数和名单定下来，好写信告诉捐款人。
还有一天去春台乡祈牙小学，和校长商量给学生做校服的事。
一走进学校，丁大卫就趴在教室的玻璃上数坐在里面的学生人数。这是他到每所学校都要做的一件事。据校长、也是惟一的老师说，今年有32个学生，去年是43个。人数降了。由于上学期县上要完成“普初”的任务，动员了一些原本不上学的学生来学校，这学期，这些学生又都回家了。
这样杂七杂八的事不一而足。他还为了学校1．5元一度的不合理电价去和电力局理论；为一个语言功能有障碍的孩子联系聋哑学校和赞助人；为了春节期间带东乡的6位老师去广东恩溢学校培训的事向教育局汇报；还“义务”为双语教学项目培训老师，翻译资料……
东乡的好多人知道的丁大卫，是那个“经常走来走去的高个子外国人”。至于他究竟在这里干什么，很多人都说不清。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都干了什么。”说起这些，他显得很是疲惫和郁郁寡欢。没有人要求他做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他需要做什么。“你觉得我做的事是不是还有一点意义和价值？”他问我。
“我不想做专家、指导者，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我愿意为这里服务。”他总是认为，当地的人比他这个外来者更了解这里需要什么，不要一说就是“钱”。除了钱之外，真的一切都不需要了吗？
三
丁大卫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一个磨掉颜色的旧文件夹。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资料：丁大卫的身份证明，护照复印件，关于使用捐款修建几所学校的报告，教育局的批复，捐款人的名单，一本存折，几个账本，学校的照片，感谢信，一堆要寄给捐款人的票据……“这是我在这里的生活”他说。
几年以来，寄给“甘肃东乡丁大卫”的信件和捐款一直不断，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元。很多人不相信他还在东乡，都在信中说试试看你还在不在这里。
怎么使用这些钱，现在就是丁大卫的责任。“我不想要这些钱。”
他一再说，建学校、配老师，让该上学的孩子不失学，那是政府要做的事。
但是，既然这些钱都寄到他的名下，他也不能不管。
除了给学生退学费，给学校添置相关物品，教师节、儿童节给老师学生买礼物之类，3年来，每年寒假，他都会带着东乡的老师们去广东恩溢学校培训、交流，看大海。
“对老师们来说，这一路上都是学习。”丁大卫认为。
回来以后，他还要把所有车票收集起来，给捐款人写信，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花这笔钱带老师去那里，一共花了多少，把票据都粘好，随信寄去。
不仅这一项，所有捐款的支出，他都会这样写信告诉捐助人。所有的收支账也一式三份，给教育局一份，学校一份，他自己留一份。
“又没有人要求你这样，不用这么麻烦吧。”翻看他的账本，从几万元的修学校费用，到几元钱的电话费都登记着，我脱口而出。
“那怎么行，人家把钱交到你的手里，总要有交待。”他提高了嗓门，看着我，好像有点生气了。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做法，很多捐款人都是反复捐助，最多的已经达到9次。
四
那天去包岭的路上，经过一所叫牙胡家的小学，远远地离着几百米以外，就有孩子扯着嗓子喊“丁——大——卫”。学校和我们走的山路隔着一道很宽的沟。丁大卫高声告诉他们下午回来看他们，可校长和一群孩子还是下了沟跑到路边来，和他说了半天话。
学校的孩子都喜欢他。那些小孩见了他就兴奋，他们喜欢让这个“巨人”把他们抓起来，在空中倒立，喜欢一群人围着他抢那个可以在他指尖上转动的篮球。
而丁大卫，也只有在和孩子们玩闹的时候，才显得最开心、最轻松。
老师们也喜欢他。女老师们经常开他的玩笑：这么大年纪还找不到老婆，一定是因为你的脚太臭了。
丁大卫说自己属猴，按照东乡这里的算法，今年应该37岁了。而按照他妈妈的算法，他才35，因为生日还没过呢。他形容自己“大概是那种比较慢热的人”。而他有时问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像“你是不是北京户口”，也让我惊讶不已。他不以为然：“如果你在一个国家待10年也一样。”
走在路上，他会不经意地哼一些曲子。有一次，居然是《学习雷锋好榜样》。
我乐了：“你还会这首歌？”“我会的多了。”他说，“如果去卡拉OK，我能唱一天不重复。”他知道田震、孙楠，聊起孙燕姿、周杰伦也头头是道。以前，在广东和兰州听得多，现在，他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娱乐，偶尔在班车上要一份人家看完的《兰州晚报》，自己看过了，还要拿给学校的老师看。酷爱篮球的他，看不到NBA比赛，爸爸从美国寄给他的篮球杂志就成了他的宝贝。
大卫是个很细心的人，两人走路他一定走在靠车道的那边，在长途车上主动帮带孩子的妇女拿东西。说起自己的家人他更是充满深情。
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碰见对他这个“老外”很好奇的人，人家会问：“你在那儿干什么？收入多少？”他就会据实回答：“帮着办学。没收入。”
对方的反应一般是：“没收入？！你不想说那就算了。”
县里也常常有人和丁大卫说，让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多做一些宣传，扩大影响，也好有更多赞助。
“我不想这么做。”他说，“我只是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我不想被称作雷锋或是白求恩。”他并不想成为什么榜样，也不想去影响别人。
现在他最想有更多的时间来提高自己的东乡语水平；想遇到一位心爱的姑娘一起去青岛、泰山；还想看到什么时候东乡不再排全国少数民族文盲率最高。
“你觉得自己还会在这里待多久？”
“只要这里愿意继续聘任我，我就会留下来。”他说得很肯定。
大卫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不过，他也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最有力量的“宗教”叫做
Americandream（美国梦）：挣更多的钱，开更好的车，住更大的房子，娶漂亮的老婆……
但是，他认真地说，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的内心，这些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的心踏实吗？满足吗？平静吗？
“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你的灵魂，你的内心，是会和你说话的，会问你，你究竟为什么而活？不要忽视这个，不要随便吃一片安眠药把这些念头压下去。”说这话时，他的蓝眼睛纯净平和，坐在那张小床上的他，好像拥有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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