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梁祝”故事性质的定位 我始终认为：“梁祝”是戏曲、小说人物，不是正统历史人物。梁祝故事是民间传说，而非历史真实。当然，它之所以能够流传一千多年，又绝不会是空穴来风，它会有一定的历史根据，起码会有一个故事原型，而后在流传中再经过千千万万人的口头加工，于是成为一篇集体创作、艺术价值又非常高的民间文学。在此过程中，肯定会烙上某些原生素材的痕迹，至少是保存着故事原型的主题思想，再附会以流入地域的风情、景物，但却无论如何已不是也不可再被当作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真实看待，否则就会缩小“人类口头文化遗产”的价值，并使研究工作误入歧途。 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至今，曾经有上百位专家学者对“梁祝”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毫无例外地都把这个故事定位在“传说”(民间文学)的范畴。至于某些古籍(诸如有利于“宜兴说”的唐《十道四蕃志》，宋《广舆记》、《太平环宇记》、《咸淳毗陵志》，明《古今小说》、《宜兴县志》，清《常州府志》、《仙踪记略》；以及有利“宁波说”的唐《宣室志》，宋《四明图经》、《义忠王庙记》，元《四明志》，明《识小录》、《宁波府志》，清《鄞县志》、《祝英台小传》等)上的记述，应该说他们也都读过，甚至是很熟悉的。却为什么仍把“梁祝”划入民间传说中去呢? 首先，如果历史记载是十分肯定的话，那么全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梁祝墓和“读书处”了。打个比方，关羽的庙宇是最多的，但却无人否定他的“解州”籍贯；蔡文姬是被人喜爱的女性，而且死后埋到了陕西，但仍公认她是陈留“圉”人。对墨翟、庄周的原籍虽有些争论，却也从未离开过河南，总不至于跑到千里之外吧?可为什么梁祝的出生地，在各种野史、笔记、传说、故事乃至民间流行的各类戏曲、曲艺中，竟可以找到数十处之多?这一现象至少说明那些古籍上的记述并不具有权威性，或者根本就让人怀疑! 另外，举凡附加“神话”色彩(或成分)的传说，大都只有一两个人是故事原型中的人物，其他配角则均属“演义”中的添加剂。比如马文才(没文才)，各地便有马洪、马留、马俊、马瑞、马得芳、马世恒、马文祥、马四来(赖)等多种名字；英台的父亲祝公远，也有祝彦芳、祝立成、祝淳源、祝春荣等不同名称。至于“四九”更明确告诉人们“事已久矣”!“人心”则影喻本故事反映的主题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理想、期望，如此而已。它和《红楼梦》小说中对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村言)等的取名，用意毫无二致。尽管故事中包含着某些历史片断，乃至确曾有过的某个历史人物，但在进入“传说”的时候，无疑都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加工，成为对某个普遍的历史现象的典型概括，或曰“艺术想像的产物”，甚至还渗入了统治阶级腐朽观念的成分。如此说来，在宁波另有梁祝并非同代人的“阴婚说”和梁县令黄泉立功的“还魂说”也就不奇怪了。为此，我们就只能把“梁祝”故事定为“实实在在的纯民间文学”，而非其他。 不应对梁祝作“较真儿”的历史考证 既然“梁祝”故事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人类口头文化遗产”，就不应亦不可能按照真实的要求，对之作出完全对应的历史考证。因为在流传过程中，每一个地域的人都会把它与当地的人文景观、风俗时尚加以附会甚至“对号入座”的。何况统治阶级的官修志书又有着符合其功利目的的编纂原则，不管是循吏、流寓、方士、列女，各类人物都有着勘定的入志标准。我们只要翻一翻从汉·刘向《列女传》到民国年间小女孩亦“必读”的《女儿经》，就知道祝英台的所作所为在那个社会的舆论中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定性。也就是说：如果梁山伯真是那样一个因爱、悔、恨、气交织而死的穷孩子，祝英台真是那样一个抗父命、逆伦常的弱女子，他们二人又有什么资格入选以“纲常教化”为目的的正统史志呢? 有些学者一直认定祝英台是宜兴人，因为有多种古籍曾记述善权寺为“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或曰“齐建元二年以祝英台故宅创建”。而所谓的“故宅”又实为号“碧鲜庵”的祝英台读书处，李奏请复建后，曾被称之为“唐殿”，附近20米处则有“晋祝英台琴剑之冢”，500米开外便是祝英台的葬地“祝陵”，并有“护陵河”和“玉带桥”存世，如此等等。上述记载不可谓不详，但愈详就愈使我们怀疑：这能是那位有着坚贞爱情的女性祝英台吗?首先，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举凡私家产业，只能是以“户主”挂名，查祝氏有条族规，便是财产“传男不传女”，为什么所有记述竟全部为“英台旧产”而不称“祝公远故宅”，何也?其次，如果碧鲜庵就在祝宅院内或庭舍门前，又怎么可能让一个外姓人(野小子)来和名媛祝小姐“一起幼学”?如果是“游学”，又岂有住宅和读书处同在一个地方之理?若梁、马均是附近人，祝家姑娘的女扮男装(三年)又怎能骗得了相距咫尺的四邻八舍?更让人不解的是“殿”、“陵”之说，就算丞相谢安曾奏请皇上对英台赐予“义妇”称号，但也仍旧是平头百姓，而非至圣王侯，那么在规章等级异常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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