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首先是制度上的原因。由于秦始皇做到了统一天下，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位君王，统领过如此庞大的疆域和人民。秦始皇创立了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但却只是个雏形，虽然有郡县制作依托，但整体来看还是十分稚嫩和单薄，想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将原本支离破碎的疆土维护统一，是很难做到的。
第二， 是秦始皇个人认识的原因。秦始皇依靠马上打天下，他并无治天下的经验。他想当然地认为，只需像以前一样，通过出巡立碑，展示自己的军队实力，就可以震慑六国人民。其实这些都是表面文章，没有多少实际的功效。况且六国新亡，秦始皇的出巡，更像是一场“耀武扬威”的宣告胜利的游行。这种行为无异于嘲讽和轻蔑六国人民，更加容易激化矛盾。
第三， 是政策的原因。战争刚刚结束，秦国就实行严刑峻法。虽然现代有很多学者进行了考证，认为当时秦朝的法律规章并不是十分严厉，可无论如何，人民刚刚受过战争的荼毒，也总是经受不起的。更别说沉重的劳役，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万里长城，使得民怨四起。
第四， 是文化上的原因。秦统一六国之后，尽焚六国史书，然后再焚诗书礼乐等人文类书籍，只留下了医药，种田等自然科学类的书籍。秦始皇简单地认为，人民只需要每天好好种地，有口饭吃就足够了。他完全忽略了人对精神世界的需求，将人简单化，视作劳动生产的工具。这是很可怕的。当人们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以后，自然会对精神世界有所渴望，而秦朝对文化的高度管控，更容易引起人民对于过去生活的怀念和对现世的反思与敌视。
第五， 是眼光的问题。秦始皇最后到死才下口谕立长子扶苏，这是他个人眼光的问题。他没想到自己当了皇帝，还敢有人违抗旨意。他常年做着长生不老的美梦，总觉得自己能掌控世界更久一些。他以为他还能压制住李斯和赵高，这种迷失版的自信彻底毁掉了这位年轻时气吞六国的英雄，也是他自己彻底葬送了秦朝的命运。
秦朝的灭亡是一系列因素叠合所致的系统性崩盘，在这一系列因素中，高效运转的纯粹的“官僚制+帝制”模式与关东地区的文化冲突是最为致命的速亡原因。
秦政苛急，与关东诸国或重礼、或重商、或散漫的多元民俗民风存在严重的文化冲突，秦始皇靠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个人威望一时压服住了这一潜在的文化冲突，但却不可能利用严峻的秦政秦法去消化排解这种文化冲突。质言之，秦政自商鞅变法以来运行了一个半世纪，已然有了强劲的制度惯性，根本没法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去兼容关东风俗。这就使得秦政在拥有了执行效率的同时，面对着以分封分治制为主轴的周政所不曾面对过的多元地区文化压力。
我们常说秦统一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并且以此吹捧秦朝的历史地位，殊不知，这种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大一统，对于当时的秦王朝而言，更多的影响是负面“关东抵制”，其中，既有关东基层民俗的抵制（陈胜吴广是代表），又有关东贵族复国势力的抵制（反秦起义中后期的主导者）。另一种常常用于秦王朝的说法是“暴秦无道”，这个“暴秦无道”实际上就是“史无前例”的另一面，暴与无道，不仅仅是对其为政严酷的描述，更是对其不适应关东民情的反应。
前述文化冲突，叠合秦二世对于秦律的加重加严、赵高的弄权误事、南征北战的兵力分散、劳役过多过重过于频繁的压迫等等因素，导致了秦王朝的中央权力在赵高弄权干扰下在作出误判之时，还过分依赖于“重压”与“威严”的一面，逼反了民众，也没法及时组织优势兵力阻遏张楚势力的扩大化。而劳役的过多过重，不仅将关东民众推向了亡国贵族的一方，而且将基层官僚与秦地民众逐渐逼反，最终使得秦朝的统治基础荡然无存，以致速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