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中国社会内部看,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不确定性导致价值观塑造的复杂性。
价值观不是空穴来风,不是纸上谈兵。价值观来源于社会形态的深层结构与运行关系。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有什么样的社会才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我们回顾价值观塑造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规律。
一个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一般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社会形成前夕,这时由于大家共有一种理想,因而可以提出一种激发、鼓舞、理想色彩比较浓厚的价值观。这一阶段的价值观更多的是一种应然的价值观,应该如何如何。像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就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提出的。另一个阶段就是一个社会已经完全成熟定型后,可以提出与这一定型社会完全吻合的价值观。像中国的忠孝价值观(忠于君主,重视家庭)就是一个成熟的农业封建帝国所需要的价值观,它适应并维护了那个社会。
当代中国从社会发展阶段上来看,恰好不属于这两个时间段,而更像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过渡阶段,我们有很多问题没有阐述清楚,我们的社会状态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像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核心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仍然在不断探索中。这种探索,这种不确定在客观上导致了价值观困惑这一现象。
因此,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既不是价值反叛,也不是价值虚无,而是价值迷茫,而这一点更加危险。价值反叛不可怕,只要有明确的反对内容,就肯定会有潜台词的拥护内容,内容就在它的对立面或者至少离之不远;价值虚无也问题不大,不承认一切价值本身也是一种价值的选择。而价值迷茫则不然,又希望有明确的价值规范,又不知道价值规范在哪里。纵使头脑中有些价值观的希冀(或者说叫理论上的主流价值观),又因为这些希望的价值观不会真正在实践中行得通而不敢当真。面对在社会实践中大行其道的价值观(庸俗价值观)却又有些不甘心、不接受。
这种困境就表明,我们要搞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问题,必须首先搞清楚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的明确内涵及其社会性质明确归属等等这些问题,但这一工作任重道远。
第二,从外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看,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形成了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直接而强有力的挑战。
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简明、清晰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深层理念是 “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的实践展开是“民主、法治、权利”,至少从形式上就给我们以直接的挑战。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当我们准备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就在客观上把我们推向唯一的境地:必须面对资本主义价值观这一对手。
更严峻的是,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理论形态上的抽象性和资本主义社会在当今世界事实上的主导地位,使得西方价值观有成为“普适价值”的冲动,西方社会在推波助澜,我们社会也有些同志随波逐流。
其实,对于把西方价值观当作“普适价值”,我们的态度必须很明确。一方面,中国与西方社会是不同的,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乃至不同的地位实力,导致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深刻的,这是客观的事实,一目了然;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毕竟同为人类社会,不会没有共同的东西、共同的要求。但中西方社会之间的共同究竟是什么,尚需要进一步认识。简单地把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的东西当作“普适价值”强加于中国社会,既是一种无知的独断,也是一种臆想的狂妄。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也应该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的超越。这种超越里,既包括反对,也包括汲取,用哲学的话讲,就是扬弃。但是,这种超越、这种扬弃从理论上“认识到”变为在实践中“做得到” ,仍然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需要我们努力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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