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广义的理解，我国的“法”，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法中明确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引起的争议，是否都能纳入行政诉讼来解决？有人认为，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只能是法律和法规规定的职责，规章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职责不是法定职责。其主要理由是，职责意味着行政权力，而行政权力必须经过较高层级的规范性文件来规定。但规章及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随意性较大。有人提出法定职责既包括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还应当包括规章以及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行政职责。这种观点认为，法律保留原则适用应当有所限制，对于减损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但对于授益性行政行为，如行政给付，只要不侵害相对人财产和人身自由，没有法律依据也可以运作。
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条进一步细化，将合法的规章以下其他规范性文件纳入“法”的范畴。该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但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判决中，对“法”的理解相对宽泛。如（2018）最高法行再205号行政判决书中明确指出：“‘法定职责’的渊源甚广，既包括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也包括上级和本级规范性文件以及‘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还包括行政机关本不具有的但基于行政机关的先行行为、行政允诺、行政协议而形成的职责。”司法实践中如此把握，主要原因是现代行政法已经不是单纯的管理法，出现了大量“给付行政”，即由行政机关作为主体，通过提供资金、物资及劳务上的救济和服务，保障公民基本的生存、生活权利，增进社会福祉。由于给付行政是一种非权力性的授益性行政活动，脱胎于传统侵害行政的依法行政原则在给付行政领域有所松动。此外，行政管理手段逐步多元化，出现了行政协议、行政允诺、行政计划等相对柔性或更有弹性的手段。相应的，法的作用和功能也逐步扩大，不止限于“惩戒”，也包括“调整”“引导”和“保护”作用。这些法明确的各项公民权利，也能得到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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