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16-04-01
明朝藩王的问题，历代明朝君臣们，也不是没有重视，许多有识之士也一直想尽办法，遏止其日益膨胀的危害性。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嘉靖年间的《宗藩条例》
嘉靖皇帝朱厚熜，即位于1521年，这时明朝的藩王制度，经过尽两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了一个大负担。
这个负担多沉重，说几个当时的情况就知道：嘉靖七年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30万金，然而每年的财政支出，却高达241万金，占支出项目第一位的，就是宗室开支，占第二位的，美其名曰武职开支，就是供应藩王以下，诸如镇国将军，辅国将军之流的角色，全是为了养活这帮人。
而当时的藩王宗室，不但人口多，滥支国家财政的现象也更严重，向朝廷要赏赐，更常常狮子大开口。不但藩王要养，藩王下面的子弟们，乃至子弟的亲眷们，七大姑八大姨，八竿子打不着的亲属，都敢巧立名目要赏赐。按照户部尚书梁材的说法，明初的时候，如果养活一府的藩王，需要一万石粮食，那么现在同样的王府，就需要至少十三万石。梁材还发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百姓的税粮有限，藩王的繁衍无穷，这样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放在明朝政治下，官员如此指摘藩王，是需要勇气的。而且嘉靖皇帝朱厚熜本人，就是以藩王身份入继皇位的，给这样一个背景的帝王说这事，可以说极其不给面子。但局势严峻，面子也不顾。嘉靖皇帝也看到了问题所在，命令群臣设法解决。
自此以后，明朝也出台了一些相关管理规定，比如严格审查，发现冒名请赏的一律严办。此外还加强教育，给藩王们办学校，教育他们要为国分忧，勤俭节约。另外还有“均人役”，就是改革以往的免税政策，令藩王分摊部分国家税赋。这几样政策，确实也省了不少钱，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其实在这期间，最有效的办法，也有人提出来过，就是当时礼部尚书霍韬提出的“定子女”，内容是把藩王们的后代们，特别是旁支庶出的后代，尽可能编入民籍，允许他们参与士农工商活动，从此自食其力。如果照此实行，藩王资格门槛提升，增长幅度必然大为减少。但嘉靖皇帝思考半天，还是决定“从容审处”，毕竟牵涉十几万藩王的利益，不是小事。
一直到嘉靖皇帝晚年，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月，御史林润的奏折，再次震惊了朝野。在这封奏折里，林润不但揭露了恩养藩王开支巨大，国家难堪重负的严峻现实。更指出先前朝廷的各色规矩，都是小打小闹修补，如果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要出台一部根本法令，作为后世遵循的准则。即“以垂万世不易之规”。
这封奏折着实有效，嘉靖皇帝也明白，有些事必须要抓紧办了。随后经过多方讨论，终于在两年之后，由礼部尚书李春芳主持，出台了著名的《宗藩条例》，内容共六十七条，核心内容有二：1，严格限制藩王们的妻妾人数，娶老婆都要礼部审核。藩王子弟赐爵，更要有资格审查。2，对藩王的开支进行财政核算，削减大笔无用开支，更减少原定的固定工资数额。从那以后，藩王们从袭爵，赐田到日常开支，都有了严格的监管，挥霍无度的日子，不是那么容易了。
在明朝中期，《宗藩条例》的作用也十分巨大，嘉靖身后的隆庆，万历年间，明王朝在藩王开支方面，也大大缩减，国库也日益充实，后来的“隆万中兴”，确有这方面原因。但这个著名的条例，还是难以治本，不但对于朝廷赐予藩王土地，没有规定限制，关键的“定子女”这条，也是毫不提及。藩王后代的寄生虫角色，依然丝毫未变。
而对于诸多藩王子弟来说，《宗藩条例》还带来一个恶果：藩王后代们请爵，封赐，都要礼部拍板，而且随着明朝财政日益拮据，礼部对此卡的也越发严。得不到名分的藩王，既没有国家养，更无法入民籍，自食其力的工作，别说干不了，朝廷也不许干，就此没了活路。到了明朝崇祯年间，好些藩王因为得不到名分，又不许出去工作，竟然活活饿死。
明朝或者说古代，宗族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就算明朝历代君臣想削弱，也不能随心所欲，一是考虑到以宗族拱卫皇室，二是明朝不少皇帝本身是藩王出身，三是考虑到皇族颜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