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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闺蜜月初裸辞，拿着一纸“中度抑郁症”的诊断证书回了老家，刚坐稳就被母亲一通质问。
我看你一天吃吃喝喝玩的开心的很，这会儿抑郁了？
当年你爸丢下咱娘仨，我一个人把你跟你姐养大，每天走十几里路给几个厂子做账，还要赶回家给你们做饭，把你俩从小学拉扯到大学，压力不比你现在大？
你看看村里有多少女孩，还不如你过的好呢，人家都好好的，你怎么就抑郁了呢？
她在那个深夜哭着给我打电话，一半是因为不被理解的难过，另一半，却也是切切实实的自责。
她有什么资格抑郁呢？
虽然从小没了父亲，但也是在母亲的庇护和姐姐的照顾中长大，顺顺利利考上了大学，一路拿着奖学金进了行业顶尖的公司，每年也能不看价格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跟母亲经历的苦难相比，跟那些没走出村子，早早嫁人生了小孩，淹没在家务里的同龄人相比，甚至是跟学业上不那么顺利，只能辗转在小企业里拿着微薄薪水的姐姐相比，她的生活的确太好。
那么顺遂，那么风光，连难过都像是矫情，凭什么就说自己抑郁呢？
我想，这或许并不是她一个人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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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生活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但抑郁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多？
不单是在中国，全世界的抑郁症患者数量都出现了逐年上升的趋势，全球仅仅是被确诊的抑郁症患者，就已经多达3.5亿人。
而抑郁症患者群体，也在由成年中期的三四十岁，往成年初显期的十几二十岁下行蔓延。
2019年7月，中国青年报发布的#大学生抑郁症发病率逐年攀升#的话题，刚一发布就立刻冲到了了微博热搜榜前三。
而这样的现象，也让更多人感到疑惑。
大学不该是人生中最最轻松的四年吗？没有课业压力，没有家庭负担，甚至连自己都不用养活，明明是最好的年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受困于抑郁症？
德国学者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给出了他的答案----
我们从前生活的社会是规训社会，每个人都被无数的“应该”束缚着，应该拿到4.0的绩点，应该在大三去做一份实习，应该把老板交代的每件事做好，应该二十五岁结婚，二十七岁要小孩，三十岁升到正部级。
这些束缚，同时也是种保护，像潮水一样把每个个体包裹起来，不给人自由的空间，也因此能够免于思考的痛苦。
而我们如今生活的社会，被叫做功绩社会。功绩社会中讲的不是“应该”，而是“能够”。
它鼓励每个人做自己，做最好，但也是这样的自由，常常让人无所适从。
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生活，可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到底什么才是做自己？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到底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
这些困扰了哲学家们几千年的问题，就这样砸在了年轻人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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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怠社会》里说：
当控制行为的规训模式让位于另一种规范时，每个人必须自发地行动，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成就他自身，抑郁症就在这时开始盛行。
《倦怠社会》
在规训社会向功绩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每个人都要构建出一个理想的“超我”，但超我是压抑性的，它的主要功能是发布禁令----
“不许无所事事”“不能不思进取”“今天的书还没看完，还有脸追美剧”
而我们身体里代表人性的那一部分“自我”，在超我严厉的苛责下，被困在了一个永远也达不到的理想彼岸。由于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存在鸿沟，从而产生了一种自我攻击。
换言之，如果你没有最大限度地发展自身，就会在成就自身的努力中筋疲力尽。
不记得是从哪一年开始，好像每个人都越来越难对自己满意了。
不知道生活的目标，搞不好和舍友/同事的关系，身材不好，没有特长，没有兴趣爱好，月薪不够高，生活太单调，一切的一切都成了自我苛责的理由。
也因此焦虑，烦躁，情绪低落，陷在自我批评的泥潭里无法自拔，每时每刻都感觉着自己的糟糕。
这些让人无措的负面情绪，往往是蚕食掉一个人信心和乐趣的罪魁祸首。
越是看到自己身上的问题，越是急着解决，强加给自己一个又一个action plan和to-do-list，压榨着本来就所剩无几的自制力，直到情绪意志双双崩盘，又反过来印证了自己的失败----
看吧，我就说我没办法让自己上进起来，也没办法让自己开心起来，我真的好糟糕哦。
这些看在别人眼里不过鸿毛般轻描淡写的烦恼，在当事人身上，却是比风刀霜剑还要凌厉的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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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其实是一种“允许自己做废物”的能力。
当然不是混吃等死，而是一种不轻易被鼓动着焦虑起来，对自己的缺点与弱项都抱有接纳和认同。
别人早上五点就能起来念英语，可我就是起不来；
别人能一天上十一个小时班回家来打卡背单词，可我就是意志力不够；
月薪十万，A4腰和马甲线都很好，可我就是做不到。
允许自己身上那些不够好，不够美，甚至不够正确的东西存在，不要把每一种羡慕嫉妒恨，都转化成焦虑的自我批评。
做不到跟别人一样没什么可耻的，而一个人的改变，往往是从真正承认了自己的缺点，完成了自我接纳之后才能开始。
你也只有一生可活，别虚度，但也别折磨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