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个回答 2007-01-04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三卷，该书以疏证《孟子》的形式阐发作者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书中提出“理存于欲”的哲学伦理学说和“体情遂欲”的政治思想。
焦循《孟子正义》三十卷。是古代孟子研究与注疏中集大成的著作。
近代人解孟著作最著名的有康有为《孟子微》和钱穆《孟子研究》(原名《孟子要略》、《孟子释义》。
现代有多家采用白话文对《孟子》进行“译注”。其中最为完备和流传最为广泛的是杨伯峻《孟子译注》全二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已多次重印。
二、孟子思想的影响
自从《孟子》一书问世以来，经历了各代知识分子推崇，到在民间普及，再到封建王朝提倡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进展，其影响也一天天广泛和深刻。具体记述如下。
(一)古代影响：
据孟氏家志记载，汉文帝时就置《孟子》博士，但不久又取消了。汉章帝时曾用《孟子》书赏赐臣下黄香。汉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刘德注意搜罗和收藏图书，其藏书中 便有《孟子》。说明西汉时期《孟子》一书已经广泛流传。
对孟子的评论和推崇从东汉赵岐开始。其他赞扬孟子的，如杨雄在《法言·吾子》篇中说“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汉书·楚元王传赞》说：“自孔子殁，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三国徐干《中论·智行第九》中说：“仲尼曰：未可与权。孟轲曰：子莫执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仲尼、孟轲，可谓达于权智之实者也。”西晋傅玄说：“昔仲尼既没，仲尼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其后邹之君子孟子舆，拟其体著七篇，谓之《孟子》”。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多次提到孟子，如《诸子第十七》说“孟轲膺儒以磬折”《奏启第二十三》说：“孟轲讥墨，比诸禽兽”。 《夸饰第三十七》说：“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其熔铸《孟子》书中词语，如《原道第一》中“镕均六经，必金声而玉振”，《养气第四十二》中“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序志第五十》中“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有类于此者，全书中约可二十余处，不具录。以上说明孟子和《孟子》书中言语，经常被文人著述提到和引用。
文人的推祟不能不影响到朝廷。晋成帝咸康三年(337年)国子祭酒袁环与太常寺卿冯怀共同上《请兴国学疏》，其中说“孟轲皇皇，诲诱无倦。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风干载未泯。”此说得到皇帝的认可。
唐代大力推崇孟子的文人是韩愈。他在《原道》中倡“道统”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其在《读荀》一文中说：“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障易霸也。以为孔孟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杨雄书，益尊信孟氏。……其存而醇者，孟轲氏而止耳……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杨，大醇而小疵。”其在《与孟尚书》中说：“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其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又说：“自孔子殁，独孟氏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由于《孟子》书在知识分子中流传，影响日益广泛，许多士大夫向皇帝上疏，要求将《孟子》作为太学里的一个学科，如唐代宗时礼部侍郎杨绾，唐末著名诗人皮日休等都有类似上疏，但在唐朝没能做到把《孟子》列入学科。
北宋时，由于诸儒的倡导，才引起朝廷对孟子的重视。宋神宗接受王安石的建议把《孟子》列为学科，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南宋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四书”，以后成为历代王朝钦定的必读经典，科举考试也以朱熹的解释作为立论的根据。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将《孟子》列入经部，从而完成了“十三经”的规模，明代正式定名为《十三经》。《孟子》书在中国典籍中的地位从此确定。以后一直未变，直至科举制度废止。
(二)近现代的影响
鸦片战争前后，在社会动荡的形势下，在士大夫阶层中产生了一批放眼世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开明人士，其中代表人物魏源便十分推崇孟子。他以为“学孟子易简直捷而适于用”，赞扬孟子“宜乎泰山岩岩之象，江汉浩浩之流。配神禹，称鲁邹，而存世无休。”曾国藩以孔孟道统的继承人自命。他说：“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说：“孑l子诛乱贼，孟子明仁义，弟子布满天下。”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称孟子为“传平世大同之仁道，得孔子之本者也”，还说：“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于孟子……通乎孟子，其于孔子之道门而人，可次第升堂而人室矣。”“举中国之百亿万群书，莫如孟子矣。”
孙中山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自述：“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于吾国固有之思想者。”他用孟子“王霸之道”来解释国家民族的起源，他说：“用中国的政治历史来证明，中国人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一句话说，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便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他对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中国固有道德的提倡，也是来源于孟子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生活在以儒学为主干的文化环境之下，他们都受过儒家经典的熏陶，儒家学说，已渗透到人们性格和心理的层次，儒家的影响，尤其是其中孟子的影响仍然存在，如胡适在其自传中说：“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还是相当尊重的。”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赞扬孟子主张“人格平等”，“要人快活安乐”，“他所主张的‘仁义，，只是最大多数的最大乐利。”
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北伐军经过邹县。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曾于1928年4月到邹县参谒孟庙，写了“保护孟庙，不准驻兵”八字。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共产党对传统儒家实行批判继承的方针。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孟子思想的熏陶。毛泽东经常引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章，勉励自己，锻炼体魄，砥砺品行和斗志。他在著作中引用过“引而不发，跃如也”，“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春秋无义战”，“不为而后可以有为”，“心之官则思”，“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等名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革命斗争的方针、路线。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孟子也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共产党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他还说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可见其思想中继承了孟子思想中的优秀成分。
(三)国外影响：
孟子学说传人朝鲜半岛，约在12—13世纪，《高丽史》中常有引用《孟子》的话及历史人物读《孟子》的记载，高丽恭愍王十六年(1367年)成均馆改修时置四书五经斋，开始讲授《孟子》，与此同时，开始以颜曾思孟作为“四配”来配享孔子。从此以后成均馆及地方乡校的文庙，一直享祀“五圣”，即孔子和“四配”。李氏王朝成宗时有经筵讲《孟子》的记载，到了16世纪，出现了李混(退溪)、李耳(栗谷)两派性理学说。朱子学，间接得之孟子。他们反复论证的“气发理乘”之说，发展了孟子的性论，自不待言，其他如思想方法、治学方法以及行为方式等各方面，也深受孟子影响。李混的心学上承朱熹“居敬穷理”。其在“居敬”上的工夫，在“主理帅气”，“敬义夹持”、“勿忘勿助”、“求其放心”，语源均出于《孟子》。朝鲜半岛的儒学传统一脉相承。至现代，韩国成均馆研究院1975年设中国部，翻译出版包括《孟子》在内的儒家经典。有一个全国性的儒道会，也设在成均馆内，各市县设分会。又有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孟子学会，1994年有学者多人参加邹城市孟子学术研究会举办的国际孟子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1995年冬，该会又组织学者及居住在韩国的孟子后裔近30人来邹城纪念孟子逝世2284周年举行祭祀活动，并举办中韩孟子学术研究会。共出版了两辑学术刊物《孟子研究》，以后还数次来华参加祭祀活动。
日本国的孟子学，是在镰仓幕府时期，随着朱子学传人的。至江户时代，儒学支分派析，各派都有着孟子学说的影响。在对孟子的尊崇方面，江户幕府时代的宽永九年(1632年)，新藩德川义直在首都江户建先圣殿，奉祀孔子，以颜曾思孟配享，这是日本享祀孟子之始。后来在元禄三年(1690年)移至汤岛，仍供奉孔子及四配像。科举考试也是以“四书”作为命题范围。近代至现代以来，孟子学仍在日本有广泛影响。其尊王贱霸思想，曾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理论根据之一。近几十年日本孟子学研究十分活跃。有全国性的汉学“斯文会”。该会的讲说会每星期开讲一次，《孟子》为所讲书目之一。
在越南，陈朝太宗立国学院，开始请学者讲四书。14世纪越南学者张汉超在文章中说：“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反映的便是孟子思想。黎朝圣宗洪德六年(1475年)会试天下举人，有《孟子》四题。黎玄宗景治元年(1663年)申明的“教化十七条”，其中有义务权利对等的思想，也是出自孟子的。
阮朝建立后，于嘉隆七年(1808年)修成文庙，奉安先师孔子牌位，并祀“四配”和“十哲”。这是越南奉祀孟子的史料记载。阮世祖诏书中有“朕每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史书《陈大律传》中说：“密疏言，佛老之言，甚于杨墨。”类似《孟子》书中排斥杨墨的言语，说明孟子及其著作在越南的普遍影响。
在新加坡，为应付西方拜金主义等西方价值观念的挑战，于1982年2月，开始把儒家伦理作为学生道德教育的科目，1984年1月，《儒家伦理》教材正式出版。儒家伦理教育在全国各校全面展开。伦理教育自然离不开孟子“五伦”的思想。
马来西亚华裔虽占相当比例，但开始时移人的汉人带去的是市井小民低层次的中国文化。随着华裔经济地位的增强，近现代以来有“儒学复兴运动”兴起，现代有陈泽清氏，在《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文中，建议华文中学的课程中教《孟子》。
在西方，早在1594年(明万历二十二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出版了“四书”的拉丁文译本，是儒家经典最早译成西方文字的本子。
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把“四书”和《三字经》、《孝经》译成法文，命名为(中国六大经典》。1898年在青岛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将《孟子》译为德文。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留华30余年，1873年回国，被牛津大学聘为英国第一位汉学教授，主持汉学讲座，他英译儒家经典多种，其中包括《孟子》。牛津大学硕士休中诚(汉文名字)曾两次来华，长期在中国居留。在其所著《中国古代哲学》中，介绍了孟子思想，称孟子为“政治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还在书中列专章评述了《孟子》一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注重汉学研究，《孟子》研究在其中占重要地位。牛津大学把《孟子》中的一些篇章列为公共必修科目。就是比较注重近现代学术的伦敦大学，也把《孟子》列为古文教本。法国巴黎大学谢和耐教授于1972年著《中国世界) 一书，书中对孟子仁政思想、反战思想、井田及税收思想、性善学说都有介绍。他对“性善”的理解是“仁义礼智这些‘善原’可以由教育发挥，但也会被环境所窒息。”
在美国，上世纪60年代以后，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士‘格莱格在其所著的《儒学与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认为孙中山民主主义与孟子关于民有恒产才有恒心的思想一脉相承。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甚至认为孟子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有很多类似之处。
在俄国，1818年8月4日，俄国政府规定北京传教士团“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布纳科夫《十九世纪上半叶俄中关系史的一页》)也就是说，明确规定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文化间谍活动。然而他们在儒家思想传人俄国的过程中仍起了作用。如俄国汉学家比丘林著《中国的国情与习俗》一书，对孟子有中肯评价。
由于孟子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加深了各国学者 对孟子的了解，并且给孟子以高度评价。如法国《拉鲁斯 大百科全书》称“孟子给人性以比孔子更为明确的阐述”。 美英合编的《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称“孟希亚斯”是“仅次于孔子的重要导师”，称《孟子》书“比《论语》更富于文学色彩”，“为孟子赢得‘中国第二圣人’之称号”。他们指出 孟子政治思想是“坚持站在公开拥护人民为本和人民有权享受仁政，否则就应进行革命这样一种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