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的特点
①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老子》、《庄子》注解《易经》。
②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作为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崇有论者裴頠则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
③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贵无派把“无”当作“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 ；郭象则主张独化说，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为自己的本体。
④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哲学目的。王弼用以老解儒的方法注《易经》和《论语》，把儒道调和起来，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郭象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理论，认为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是一致的。阮籍、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表现出反儒的倾向 。
⑤以“得意忘言”为方法。针对汉儒支离繁琐的解释方法 ，王弼、郭象等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 、象 ，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
⑥以“辨名析理”为其哲学的思维形式。玄学家重名理之辨，善作概念的分析与推理，辨析名理是其思维形式的基本特征之一。
两汉以儒家学说作为正统的思想。在黄巾起义以后，东汉政权瓦解，儒家独尊的地位也随之动摇。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把道家的《老子》、《庄子》和儒家的《易》称为“三玄”。他们谈论的主要内容从表面上看是本与末，有与无，名教与自然、才与性、言尽意与言不尽意等抽象的哲理问题，实际上与政治的联系非常紧密。
汉代儒学的神秘化、繁琐化，使之丧失了统治思想的功能，魏晋的门阀士族阶层需要寻求适应自身需要的统治思想。
又因为汉末以后的长期动荡，经学传授的家法、师法传统断裂，为新的学术风气兴起创造了条件。
玄学的基本思想就是把老庄思想和儒家经义相融合，构造出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思辨性的理论体系，以取代汉代神秘化的儒学体系。
一、何晏与王弼
玄学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曹魏正始年间的何晏与王弼，他们的玄学被称为正始玄学学。
何晏著有《论语集解》和《道德论》，王弼注《易》和《老子》。他们通过这些书的注解，继承和发挥老子的哲学主张，虚无的“道”或“无”是产生万物的宗主。
他们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出于自然，他们就这样把道家和儒家融合在一起，为名教的存在，找到了新的理论依据。
他们把这种理论应用到政治上，便是认为“圣人体无”，效法自然，所以人君应该是拱默无为，委政臣下。
在正史年间，曹芳幼年为帝，实际上掌权的是宗室大臣曹爽等人。曹爽同司马懿斗争，何晏党附曹爽，而王弼又依附何晏，他们二人的理论实际上是为曹爽一党垄断政权服务。
二、嵇康和阮籍
稍晚的嵇康和阮籍，在司马氏与曹氏的斗争中依附曹氏，他们是竹林玄学的代表人物。
在曹氏失败以后，他们对司马氏诛杀异己，杀害名士，杀君篡权，标榜名教，很是蔑视和不满。
但是他们又不敢正面对抗，于是谈玄说虚，猛烈抨击名教和蔑视礼法的行为，对司马氏假奉名教表示抗议。
阮籍说名教是“乱危死亡之术”。一些所谓礼法之士，不过就像裤子中的虱子一样，“行不敢离缝隙，动不敢出裈裆”，“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为九州牧”，实际上是一群利禄之徒。
嵇康公开“非汤武而薄周孔”，进一步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主张“崇俭易之教，御无为之治”。
他们在政治上崇尚无为，主张国君要无为而治，甚至主张“无君”、“无臣”，被称为贵无思想。
三、向秀和郭象
西晋时期玄学的代表人物是向秀和郭象。郭象是太康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西晋中后期及玄学之大成的代表人物。
向秀注有《庄子注》，后来郭向又加以补充与发挥，这部书可以说是代表了他们两个人的思想。
在玄学理论上，向秀与郭象认为万物，不待“无”而有生，“有”是由本身的“独化”而成的，他们认为唯一不变的真实存在是“所以迹”，它是使万物“独化”的生机之神。
他们在政治上仍然主张无为，认为礼法明教、君臣上下、富贵等级贵贱等都是“天理自然”，人们应该顺其发展，不应该干涉或强求。
这完全是门阀士族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而进行的理论。
东晋以后，玄学开始同佛教相结合，当时许多清谈名士都静竞谈佛理，而许多僧侣也都长于清谈。
玄学的兴盛对于为魏南北朝的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谈玄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士族通过谈玄，甚至可以累居显耀的职位，而不善谈神玄，则往往被人瞧不起。
玄学在提倡人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上有进步的方面，但他虚无浮夸和其提倡的放荡生活作风，则造成了不良的社会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