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中，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就是军事的战争，经济的战争，综合国力的战争，到最后就是人才的战争，我们细心一看，各诸侯国的人才，有很大比例来源于庶人、平民、布衣阶层，用现在流行语来说，就是屌丝逆袭创业发达的过程。
笔者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布衣将相”，是指原来没有进入官僚系统的人，或者官职较低百石以下的小吏，这部分人包括农、士、工、商、奴隶等劳动人民，也包括没落的贵族官僚后裔，出身低贱的外戚，宦官等人，后来经过军功，被朝廷任命，被君主任命到千石以上的官（三公九卿，卿爵级，侯级爵等人）均可称为布衣将相。
我国自古以来布衣将相很多，商代的开国元勋伊尹，武丁时期的傅说，他们都是出身低贱，来自于下层，后才被封侯拜将的。战国时期各国在引进人才政策上的变法政策及集中体现如下，赵国赵烈侯任用公仲连、荀欣，“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使封建政权得到发展和巩固；魏国魏文侯时期李悝，“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夺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李悝变法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
韩国韩昭侯进行申不害变法，采取“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此举巩固了韩国的君主统治地位；燕国燕昭王时期乐毅改革，以“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者处之”，改革效果是使燕国富强，一度称雄东方。
齐宣王时期，任用邹忌进行改革，以“明爵禄”之法，使齐国成为战国中期的东方强国；楚国楚悼王时期，启用吴起进行变法，以“三世而收爵禄”，使楚国由大国转变为强国；秦国秦孝公推行商鞅变法，以“废世袭、建立军功制”，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国家。
赵国的虞卿、田奢、廉颇、蔺相如；齐国的邹忌，孙膑、田单，黔夫；魏国的慧施、李悝；韩国申不害；燕国的剧辛，乐毅；秦国张仪、甘茂、蔡泽、乌获、任鄙、王翦、孟说；楚国的吴起，乐羊，乐腾，西门豹，新垣衍，庞涓都曾执掌大权，官列侯爵以上，但都出身寒微是名副其实的布衣将相。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与经济变革，其实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与新兴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变革，这个时期奴隶主、地主贵族阶级趋于没落，庶人工、商之民地位开始提升；而处于庶人和贵族之间的士阶层，逐渐与贵族阶层脱离，与庶人阶层合流，形成一个新的阶层即平民阶层，这个阶层后来成为当时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力，对春秋战国时代格局产生巨大影响，正是这个阶层产生了大量的布衣将相。
布衣将相的兴起，原因众多，有井田制的解体，世卿制度的衰落，宗法分封制的破坏，再加上诸侯国为争霸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这时候作为统治者的君主需要大量的人才，对贤才的渴望，使统治者在选官任人方面从“任人唯亲”转向“任人唯贤。”
布衣将相的产生正是各诸侯国统治者“任贤使能”的体现，这些君主在用人方面不以出身论英雄，不论出身高低贵贱，有贤而举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寒门出公卿，白屋至学士”的现象，由此产生一大批布衣将相之人。
- 土地私有制是其产生的经济基础
春秋时期，土地所有制主要形式是世袭贵族所有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已经很难适应生产力发展，到了战国时期，传统的贵族土地世袭私有制逐渐变革为新兴军功贵族、商人、农民等多层重叠的土地所有制，特别是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使得下层布衣阶层可以拥有土地所有权。
例如《左传》记载，苏秦、伍员、郤缺等人在未入仕之前，他们都拥有一定数量的私有土地，其经济收入虽然比不上奴隶主、贵族丰厚，但远比底层庶民富裕，这是他们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这些生产资料，他们不会有钱读书，也不会有入仕的机会，更谈不上取布衣卿相之位了。
土地的获得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贵族世袭制转向可凭军功而获取，这无疑对当时“布衣将相”产生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开始实行“以功授爵”，“以爵予地”的军功爵制度，原来的土地形式被打破；《商君书》中记载，平民可以凭军功获取爵位和土地，这无疑对农民、布衣阶层有很大吸引力。
- 多元化格局是布衣将相形成的重要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解体，宗法制被破坏，血缘关系被疏远，周天子对诸侯国控制力减弱，反倒为诸侯国提供了发展契机，随着铁器和牛耕在农业中的使用，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诸侯国实力大增，这也刺激了新兴地主阶级夸张的愿望，进而上升到列国争霸阶段，为了兼并土地，争夺人口，掀起长达三百年的诸侯争霸战争。
随着春秋三小霸，春秋五霸的隆替兴起，战国七雄的并立纷争，战争不断的年代，列国出于争霸的需要富国强兵，这就为富有生机和才能的士阶层，提供了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舞台和机会，他们在战争中，若有卓越贡献，就有加官进爵成新的显贵，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各国对人才的渴望，战争对英雄的需要，使得许多贫困的平民、庶人、士人都跨入出将入相行列。
此外，西周宗法制和贵族世袭制度被打破，导致旧官吏结构解体，使得原有权力出现短暂真空，为了填补这种权力真空，统治者必须从下层布衣、士人、平民中吸收有用之人，用以政治稳定，这为布衣集团提供良好政治空间。
- 各国君主尊贤、尚贤之风盛行
各诸侯国由于经济发展呈现出均衡态势，谁也灭不了谁，这就造成了多强林立，霸权更迭的现象，这这种多元化政治格局的情况下，各国君王为了争霸而图强，千方百计地招揽人才，网罗人才，而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在各国都受到隆重礼遇，且尊崇其位；从而在全社会形成礼贤下士之风。
在选拔人才上，各国均陆续废除世卿制，不能凭权势世袭其位，不计较出身门第，并且打破国界的限制，各国都大开选贤任能之风，大量的人才被破格选拔，这种尊贤、尚贤、重贤、任贤之风为“布衣将相”形成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例如，齐桓公任用出身贫贱的管仲，使齐国大治；对待外来人才，齐桓公更是专门设有庭燎，用以选拔人才，正是齐桓公的“尊贤、尚贤”，才有了后来的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霸主。
燕昭王以卑身厚币招贤者，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于是乐毅从魏国来了，邹衍从齐国来了，剧辛从赵国来了，士人争相入燕；乐毅被燕昭王封为上将军，联合五国伐齐，一血燕国耻辱；“尊贤、尚贤”做到最好的当时秦国，秦孝公的求贤令，求来了商鞅，才有了强大的秦国。
多元化的选官制度多元化的选官制度，对布衣入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西周实行世卿制度，也就是世袭世官制度，布衣之层根本就无法挤入管理阶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为了应付当时极为复杂的战争环境，不得不对原来的选官制度进行变革；此时，多种选官制度应运而生，例如“军功制”、“三选制”、“荐举制”、“客卿制”、“养士制”等等。
- 军功制为布衣提供上升途径
我们着重讨论一下军功制，“官爵一体，因功授爵”是当时各诸侯国普遍应用的选官制度，例如，魏国吴起，赵国廉颇，燕国乐毅、剧辛，秦国孙膑，秦国王翦等等，皆因战功以布衣之身，被授爵位列卿相。
此外，商鞅还将军功授爵与耕战相结合，特别是“耕战”的实行，拓宽了人才选拔范围，原本作为下层的庶人，也可以通过农耕，通过杀敌封爵入仕，以军功取爵位，以军功取尊位，成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人们普遍的奋斗目标和政治理想，简而言之，军功制的实行，打破了世卿制对官场的垄断，为“布衣将相”提供了致仕的上升渠道，也为帝国选拔出一大批优秀人才。
- 客卿制与士阶层的崛起
客卿制开启“布衣游说政治”的时代，当传统贵族世袭制被君主官僚任免制所替代时，客卿制代替世卿制逐渐走上政治舞台，客卿制在战国时期被各国君主所注重，例如，虞卿是赵孝成王的客卿，苏秦是齐宣王客卿，邹衍是卫国梁惠王客卿，韩侈是韩惠王客卿，范雎是秦昭王客卿，乐毅为燕昭王客卿等等。
战国时期客卿最为兴盛，发挥作用和效果最大的当时秦国客卿，例如，张仪是魏国人，甘茂为楚国人，范雎为魏人，蔡泽为燕人，吕不韦为韩人，李斯为楚人，赵高为赵人，由此，可见客布衣客卿对秦国的兴盛和统一天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客卿制作为春秋战国时期，选举制中的一种特殊形象，他是新兴地主阶级为强化君主集权制，增强对外兼并战争能力而创制的破格选拔引进人才制度，这种制度主要采取“量才录用”的原则，不注重出身门第和资历，只注重德才，从而消除世卿制度下的官员世袭制，这种官任人制度，对当时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对位于下层的“布衣”阶层极具吸引力，产生了一大批以客入仕的“布衣将相”。
此外，随着士人数的剧增，政治地位的提高，使得士阶层的影响力逐渐增大，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影响政治形势的主要力量，这为“布衣将相”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士阶层的崛起和壮大，使得布衣将相成为普遍出现的可能。
讨论笔者认为，春秋时期布衣将相的产生离不开背后的文化因素，殷商西周时期，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地位，在实行宗法等级制度的同时，在教育上遵循“学在官府”的原则，学校成了“贵族弟子”的聚集地，庶人百姓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和资格，对教育的垄断，保证贵族阶级成员的特权地位，将官吏位置牢牢控制在世卿世禄制度之内。
当西周“大一统”一元化格局被打破后，周室衰微，诸侯力政，王室许多官吏开始沦落至诸侯和民间，诸侯学校开始产生；春秋晚期，“学在官府”教育格局被打破，官学开始下移，私学开始产生并兴盛；许多没落的贵族和有识之士开始积极倡导私人聚徒讲学之风，平民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学识招收学生，兴办学校。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时孔子办学，还有墨子、法家、道家、兵家、杂家等诸子百家；这种聚徒讲学之风盛行，为布衣将相的产生起到重要作用。
私学在多元化的政治格局影响下，使得春秋战国时期在文化领域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孔子、墨子、韩非等大家各成一派，他们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理想，为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多元化的文化环境对人才的造就、学风培养、学派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私学兴起，使得大批下层人得到学习的机会，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有文化的知识阶层，士阶层，这为政治提供了人才储备，事实上，掌握了知识的布衣平民积极入仕的不计其数；没有文化的兴起，就不会有战国时期“人才鼎盛”的局面，也不会有士阶层的崛起，更谈不上形成大局面的“布衣将相”。
分析笔者认为，思想方面对布衣将相的产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任贤思想的兴起，平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在社会中人们普遍观念的转变，都值得我们去探讨。传统的社会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价值观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当以血缘为纽带的世卿等级制度被破坏后，人们的观念也突破了“龙生龙、凤生凤”的天生贵种的思维模式。
原来以“天、神”为主观念，逐渐转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念，孔子从极力推行“克己复礼”到提倡“有教无类”的平等观，为平民阶层的士人进入统治者上层奠定思想基础；当“学而优则仕”代替“血而优则仕”，这种观念的产生绝非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变革的产物，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