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基本上都是遵从儒家学说的君子之道进行繁衍和发展的，尤其是从汉武帝之后的封建历史，儒家学说成为了封建历史的正统学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让儒家学说的地位不可撼动。
那么，儒家学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支撑封建历史的发展呢？儒家所言的君子之道又与帝王的为君之道有什么联系呢？我们知道，儒家最推崇的便是仁义礼智信，他们讲究礼法，讲究积极入世，更对为君之道有着自己的定义。那么，儒家的这些正统学说与帝王的统御之术，二者是如何统筹兼顾的呢？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从孟子的学说当中都能够找得到。
1.“亚圣”孟子
“亚圣”孟子，继承并发展孔子之学，是儒学学术兴盛和后世流传的关键人物。孟子发扬了孔子“仁”的思想，发展成完备的“仁政”学说，成为他思想的核心。此外，孟子对孔子的其他思想也有进一步的阐释。《孟子》的教诲从个人到国家，涉及心诚、孝悌、交友、读书、为臣、治国、王道等各方面，体现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并且在这些思想的最深之处，我们也可以发现孟子对于君臣关系的规划和叙述，也正是因为孟子对于这些方面的独到见解更进一步的扩大了儒家学术的影响，并最终让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历史的正统学术，并在这片华夏大地上传承两千多年之久。
圣人的思想博大精深，我辈一时无法完全领悟其精妙之所在。所以，我们只能管中窥豹，从《孟子》中关于“君子如何看待政治、何时出世入世、入世以后的君臣关系”的论述来理解圣人思想的一个方面，而这一方面是孟子思想当中的精髓，也是他的学说传承于后世的基础和根本。
孟子对君子有这样的定位：“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深植于君子心中的仁义礼智，不会因为富贵显达而增加，也不会因为穷困潦倒而减少。虽然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从善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但并未意指人人都是君子。人人皆有同情之心、羞耻之心、礼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些是仁义理智的开始。“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可见，孟子明确区分了君子和小人。他虽认为人人都有成为尧舜的潜质，但只有真正扩充自己的善心达到仁义礼智的人才能成为君子，不仁不智无礼无义的人只配做奴隶。所以这样的说法就给了君主统御百姓一个基础条件，也规定了臣子的座位，也就是说，孟子用他主张当中的仁义礼智信，给臣子和百姓定下了一个框架。
君子是“足以保四海”的人，但孟子认为君子的本性不在“王天下”。“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的乐趣的有三件：父母兄弟健康平安、德行无愧于天地、培育天下英才。所以“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2.孟子不同孔子
孟子的这一主张不同于孔子，孔子主张君主必须是道德领袖，因此君子凭借自己的德行可以做王，所谓“以德致位”；而孟子则仅仅主张君子“以德抗位”。这种转变和时代的现实有关，战国诸侯纷争以战争胜负定强弱，孔子那种类似“哲人王”的理想无由实现。而当时诸侯为了在称霸中取胜又纷纷招揽贤士，养士尊贤之风大盛，君子扮演“以德抗位”的角色更加实际可行。
君子不做王，但君子也绝不消极避世。君子非常关心政治，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士人失去了职位就像诸侯失去了国家一样。孔子如果三个月没有君主任命他做官，就感到惶惶不安。君子做官的愿望是急切的，但是不由正道做官是为君子所鄙视的。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君子从来不做有损于美德的事情。君子坚守自己的原则，不屈就不妥协，一定要通过正当途径做官，所以君子得到官职又是非常不易的。对君子自身而言，不论其意见是否得到采纳、不论能够得到诸侯赏识重用，都能够泰然自若。如果被重用，那就施恩泽于百姓，帮助诸侯实行仁政造福万民。如果不被任用，那就修身养性洁身自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3.孟子是儒家学说继承发展主要代表人物
除此之外，孟子也是儒家学说继承和发展的主要人物，既然是儒家学术的代表人物，那么他一定是主张积极入世的，也就是说，孟子虽然要求君子有着君子的作风，要求他们坚守自己的原则，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孟子所言的君子就要与为官划清界限，在孟子的君子之道约束之下，更是要求当时天下的能人异世们要积极做官，并且通过仕途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如此一来，出世入世的原则是孟子关心的问题。他对比了多位古代圣贤的为官之道之后，对孔子的做法最为赞成和推崇。
为避商纣而退隐北海之滨的伯夷，不侍奉不够格的君主，不与不够格的朋友交往，不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不和恶人谈话。他觉得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和恶人谈话，就好比穿戴着上朝的衣帽坐在污泥和炭灰中一样。他认为国君不干净，不屑于去俯就他们。所以他只在世道太平的年代做官，在世道混乱的年代就退隐。
伊尹在世道太平和世道混乱的年代都做官。他要用圣贤之道去启发民众的觉悟，让他们懂得人伦孝悌之理，这样世道才能由乱到治。他觉得，天下百姓如果没有受到尧舜的百姓所受到的恩惠，就好像是自己将他们推进水沟之中一样，所以他自愿把天下的重担挑在肩头。
孔子离开齐国，饭都来不及弄，把已浸在水里的米捞起来就跑；离开鲁国时，说：“我们慢慢走吧，这是离开父母之国该采取的态度。”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就是说该快走就快走，该慢走就慢走，该闲居就闲居，该做官就做官。
孟子对四位贤人的评价是：“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伯夷是圣贤中的清高之人，伊尹是圣贤中有责任感的人，柳下惠是圣贤中的随和之人，而孔子是圣贤中相机行事（识时务）的人。孔子可以说是集大成者。君子要效法圣人孔子，既需要智力也需要修为。
4.孟子对君臣关系的理解
再者，君主与臣下之间的关系也是孟子一直想要改善的地方。君臣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内容，两者地位的相互制衡与博弈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演变。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士的地位相对较高，在政治决策中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孟子对君臣关系的论述就特别重视臣子的地位和作用。在孟子的主张学说当中，尤其是在君臣关系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孟子认为臣子的作用是引导这段关系走向的一个重中之重，也因如此，孟子对于臣子的要求是极其之高的。
首先，孟子主张君子一旦入世为臣，就要尽臣之职责：承君命以养民，非君主私属。他明确提出臣不是君的臣，而是民的仆。若要实行仁政，则选贤任能不该由君主一人决定，而应该是“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这一主张与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百姓和社稷更重于君主，民心向背和社稷安危决定着君主能否保全国家和自身。
其次，孟子提高臣子的地位，提出国君有所“不召之臣”，用美德来对抗朝廷的爵位。“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像商汤、齐桓公那样有志于大作为的君主，必定会虚心向贤能的臣子请教，首先把贤臣当作自己的老师，其次才把他当作自己的臣下。孟子针锋相对地指出，当时的弊病正是各国诸侯都喜欢奉君主为老师的臣子，而排斥可以做君主的老师的臣子，也正因如此，各国君主中没有能够真正实行仁政和王道的。孟子的“臣为君之师”的主张大大提高了臣子的地位。
但是这种地位的提升并不是空谈，随着君臣关系的平衡，随着臣子地位的提升，孟子对于臣子的要求就变得更加苛刻，尤其是在忠奸的选择上面。这也就不得不提君子对于“忠君”这一原则的认知了。
君臣关系中孟子并不认为要一味忠君，而是主张君如何对待臣，臣也将如何回报君。这种可谓激进的观点在下面这句话中体现地非常明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充分的强调了君主与臣子之间的关系，虽然这样的观点有些偏激，但是，这实际上映射出的就是封建时代君臣之间的关系。
如果君王有大过错，臣子应该谏言批评，如果反复劝谏不被采纳，那么就可以辞职离开，或者放逐君主。但是放逐君主之臣必须有伊尹那样一心为公的志和足以服众的德，否则就是篡位了。孟子多次强调，不能保民养民的君主不配做君主。他曾问齐宣王：“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齐宣王曾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贼残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就像是在实际当中借假的孟子见梁惠王、梁襄王的几篇文章叙述的那样：孟子给梁惠王和梁襄王规划了一片王道统治之下的盛况，但是，孟子却忽略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所需的时间也是极其长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和国与国之间的相处一样，都有利益的纷争，这也就决定着像战国那样的乱世不可能各自为政的安稳发展下去的，也是不可能不言利益的。
所以，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是不可能在战国那样的时代发展下去的。但是尽管如此，孟子的思想的精华对后世和今天仍有深远教益。
《孟子》的教诲从个人到国家，涉及心诚、孝悌、交友、读书、为臣、治国、王道等各方面，体现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