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6-12-24
对，是从220年曹丕篡汉至280年晋灭吴。
第2个回答 2006-12-24
公元220年开始```
结束时间有2种说法```
1.280年，晋灭吴时(版图上讲`中原全部统一)```
2.265年，晋取代魏时(我们常说的三国为魏蜀吴`晋取代了魏就不同于我们所说的了`也算结束三国时代)```
第3个回答 2006-12-24
通常所说的三国时期止于280年是无争议的，但是起始时间的说法众说纷纭，一般定在220年，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准确。因为广义的三国时期不应该从魏蜀吴形式上立国算起，而应该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所以史家往往以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离开洛阳为三国起始的上限，因为此时的东汉已名存实亡了。
曹操在赤壁之战前已经统一了北方，在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三国分立的局面在形式上基本上确定了，但由于荆州归属权这个举足轻重的问题没有确立，三国的政治军事区划仍不清晰。
公元219年，孙权攻杀荆州守将关羽，取得荆州，从此吴汉两国在实际意义上成立，三国的政治格局已经清晰，开始了三国分立时期。而220年曹丕称帝、221年刘备称帝、229年孙权称帝只是个形式罢了。
第5个回答 2006-12-27
三国历史应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标明，三国始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结束于吴末帝天纪四年（280），跨度60年。但这一权威的划分却并不能完整清晰地展现三国的历史。
自三国历史结束以来，对三国这一历史时期的起迄年限即有各种不同的划分方法。概言之，有“官方”和“民间”两种。官方的划分是指以陈寿《三国志》及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划分，这一划分在后世又有较大变化。
陈寿认为，三国历史起于汉末军阀混战，标志性事件是山东义军起兵讨伐董卓，即汉献帝初平元年（190）。陈寿秉承这一划分，将汉末诸多军阀入传，计有袁绍、袁术、公孙瓒、吕布、陶谦、刘焉、刘璋等。实际上，上述诸人在范晔《后汉书》及其他几家《后汉书》中都有传，陈寿之所以将他们重新入传，目的是说明三国形成的历史原因在于汉末军阀割据，或可说，不追溯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就不能说明三分的由来和三国史事的因果。因此，陈寿认为三国的历史起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结束于吴末帝天纪四年（280），跨度90年。
司马光《资治通鉴》认为，三国历史应起于曹丕代汉立魏，即黄初元年（220），止于晋武帝禅魏为晋，即泰始元年（265），跨度45年。为相区别，《资治通鉴》标明东汉历史时期为“汉纪”，三国历史时期为“魏纪”，晋代历史为“晋纪”，来彰显它的这一划分。
近代以来，三国历史的官方划分又发生了变化，即博取《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两种划分法，合而用之，变为起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止于吴末帝天纪四年（280），跨度60年。因这一划分兼顾各说，较好地体现了三国历史时期的政权变化，因而被广泛接受，成为一种最权威的划分。
再看“民间”的划分。三国以后，民间广泛流传三国故事，至宋元时期，“说三分”已经成为评书艺人们的常演剧目，经久不衰。现存《三国志平话》就是当时评书艺人们“说三分”的故事底本，故可看作是能够代表“民间”说法的主要依据。在《三国志平话》中，开篇讲的是与三国历史关系不大的“闲话”，但当涉及到三国历史时，首先讲的是张角黄巾起义（书中“张角”作“张觉”）。这就可以说明，宋元时期民间认为三国历史应起于黄巾起义，即汉灵帝光和七年（184）。《三国志平话》结束于吴天纪四年（280），与《三国志》相同。稍后成书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继续沿用《三国志平话》的划分，起于黄巾起义，终于东吴灭亡，即184—280年，跨度96年。由于《三国演义》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因此《演义》对三国历史时期的划分深入人心，很多人都把涉及黄巾起义的张角兄弟、皇甫嵩、朱儁、卢植等当作三国人物看待。
现在看来，上述几种划分对于三国结束之年的看法较为一致，唯《资治通鉴》以晋代建立为界，但这与该书体例有关，不能完全代表司马光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因此，将三国结束之年确定为吴亡之年，即吴末帝天纪四年（280），是恰当的。
对于三国的肇始之年，上述几种划分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认为，对一个历史时期的正确划分，应以能最大限度地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等社会历史变化为标准，这一划分要能恰当地体现这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与其他历史时期区别开来。遵循这一原则，要正确界定三国历史时期的肇始之年，就应从三国历史的实际入手，既照顾到带有标志性历史事件在这一划分中的作用，又不能陷入标志性事件的桎梏而无所适从；既要照顾到对三国历史进行权威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又要适当考虑三国历史在后世民间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由这个影响又对三国历史形成的普遍而顽固的认识。总之，只有实事求是地对三国历史形成时期进行学刻的剖析，才能得出最恰当的结论。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三国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而其根本原因，则可以用黄巾起义——军阀混战这样两个阶段说明。黄巾起义是其第一阶段，这次起义的集中爆发是在光和七年（184），集中镇压也在这一年，时间不到一年。但是，黄巾余部乃至全国各地爆发地其他农民起义，则一直延续到七八年，直到初平三年（192）曹操镇压青州黄巾义军，起义才基本平息。因此，黄巾起义应该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待，时间是184—192年。黄巾起义在这么长时间内对东汉政权进行轮番打击，使东汉政权疲于奔命，本已腐朽脆弱的国家机器摇摇欲坠，行将土崩瓦解。而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东汉政府默许甚至支持地方发展武装，参与进剿。这样做，势必使地方武装得到空前壮大，为下一步的封建割据和军阀混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们说黄巾起义是三国形成的首要原因，就在于它第一打垮了东汉政权的元气，为下一步的改朝换代奠定了基础；第二形成了武装割据，为将后通过兼并形成三国提供了条件。
第二阶段是军阀混战。这一阶段起于关东义军讨董卓，即初平元年（190），止于赤壁之战爆发，即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是军阀混战与三国割据的一个分界点，下限应定在这个点上。从广义上讲，三国历史本身就是群雄割据，军阀混战，只不过三国是三个“国家”的割据、混战，而汉末是众多英雄豪杰、众多大小政权组成的割据、混战而已，二者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参与者数量多寡的不同。因此，三国的形成，实际上是汉末军阀混战的沿伸，也就是说，军阀混战是三国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
确定三国历史的肇始之年，肯定与三国历史形成的原因息息相关。而此前《三国志》《资治通鉴》《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列的三种不同划分，就是他们基于对三国历史形成原因的不同认识而形成的。《三国志》主张的初平元年（190）说，是突出军阀混战在三国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资治通鉴》主张的黄初元年（220）说，是一种经院派的学术性划分；《三国志通俗演义》主张的光和七年（184）说，突出了黄巾起义对三国形成中的肇始之功。
我们认为，上述三种划分已经涵盖了三国历史形成时期的带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也就是说，不管如何划分，都不能离开这三个点，而只能从其中选出最能体现三国历史本质特征的一个。
先看《三国志》说。《三国志》划分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它将诸多汉末军阀写入书中，甚至在《刘先主传》前置入《刘二牧传》，来突出军阀混战在三国历史形成中的巨大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三国志》的划分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关东义军伐董卓这件事按性质上说是几个军阀攻击一个军阀，缺乏代表意义，本身不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因而不具有里程碑意义。用它作为三国的分界点，尚嫌分量不足；第二，如果将关东义军讨董卓作为三国历史的开篇，会使人搞不清这一历史的来龙去脉，稍显突兀。因此，《三国志》说本身问题不少，值得商榷。
再看《资治通鉴》说。《资治通鉴》的划分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现在仍在通行。这种划分表面上看准确无误而又无可挑剔，实则不能生动反映三国历史的原貌，未必可取。例如曹操是公认的三国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但他到黄初元年（220）就去世了。也就是说，曹操没有在《资治通鉴》所主张的“三国历史时期”活动过一天，这就形成了一个无可解释的矛盾，三国时的曹操却并不生活在三国时期。可见，《资治通鉴》的划分并不成功。
最后只剩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代表的民间划分方法。我们认为，这一划分的好处较多，值得重视。第一，如前分析，黄巾起义是三国历史形成的主要原因，将黄巾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纳入三国历史的范畴，不仅能清晰解释三国历史的缘起，而且容易理解以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从而将“原因”与“结果”很好地统一在了一起；第二，将三国历史前延至黄巾起义，时间跨度增加了36年，这样做，可以将许多习惯认为的三国历史人物纳入到三国历史时期，避免诸如袁绍、袁术、吕布、公孙瓒等“三国人物”即并不生活在“三国时期”的尴尬难题；第三，顺应民间习惯性对三国历史的划分。因为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都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认可，才能达到普及历史知识、弘扬民族文化的作用。由于《三国演义》在中国民间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人们早已习惯于将黄巾起义纳入三国历史，将黄巾文化纳入三国文化，因此，顺应民意之举，必然有助于三国历史在更大层面上的普及，对三国历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