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1-02-12
关于郭祥。写这样一部书究竟要写个什么样的人物作为主人公呢,这是写作时首先考虑到的问题。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我们的部队中,我接触了这样一种人:他们受到长期战争烈火的锻炼,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也能生活,再强大的敌人压他,他也不示弱。过去常称他们是“突破口的干部”、“革命的好战分子”,他们也常常以此自豪。他们平时休整就感到寂寞,本来生病了,一听说打仗就好了。他们身上有一种征服敌人的渴望,也就是他们说的“宁可在敌人头上尿尿,也不许敌人在面前吐痰”。这种性格在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中都可以找到。我们常说那个团能战斗,就因为那里有这样一批战斗骨干。如果我们将来还要打仗,那就少不了还要有这种人,没有这种人是不行的。那么这是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呀?我认为就是。因为这种人的出现,正是革命战争长期熏陶的结果。在当时的典型环境中,怕死不怕死,敢不敢为革命献身,这就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在写这种人的时候,还要有一个性格化的问题。作为艺术典型,应该包括共性与个性两个方面。只有个性没有共性就没有普遍意义,这当然不行。但另一方面,只有共性没有个性,作为艺术典型就是不成功的,也就是过去说的公式化概念化,形成千人一面,千人一腔。当然,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特别是搞好人物的性格化,并不很容易。正因为不容易,这样的典型在文学作品中就比较少。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是要很好地研究生活里边的人物,同时突出性格中主要的东西。
郭祥是有模特儿的。一直到现在我写东西还是觉得有几个模特儿比较放心,比较有个抓挠头。如果人物在你头脑中就没有活起来,你写出来一定是概念的。说到郭祥,生活中有一些这样的人物。比如抗日战争申我参加晋察冀英模会,就遇到过一个战斗英雄,很出色,性格诙谐,很逗人喜欢。我们过去睡在老百姓炕上,大家紧紧挤着,叫“贴白菜帮”,谁要一起来就再也没空躺下去。他出了个“情况”,人们一惊起来了,他却躺下睡了。还有一次,他到据点里去打一个伪军。当他走到这个伪军面前,只有几步远,伪军问:“你是什么人?”他说:“自己人。”说着他就掏出枪来,想一枪就把他打死。谁知子弹臭了,伪军立刻端着枪喝道:“自己人为什么开枪?”他坦然一笑说:“跟你闹着玩哩!”还有一个战斗英雄,打大同时很英勇。我写过一首诗叫《英雄阵地》,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张家口一个姑娘看了他的事迹后很感动,写了一封信,还给他送来一块表。可巧,这时候他正在禁闭室里蹲着哩,因为犯了纪律。我在写《东方》时有过考虑,是写一个正经八百、不苟言笑的人物作主人公呢?还是写一个活泼一点的?后来选择了后面一个。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受封建影响太深,许多人性格比较古板,写这种性格对民族会有好影响。当时文艺思想上有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是能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我想,只要我们自己是热爱英雄人物的,总会想尽力写得好一些,不会随便来丑化他。而为了从生活出发,从特定的个性出发,即使写了一些缺点,也不算什么问题,甚至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还是想把人物写得活一些,更像是生活中的人物。生活中的人物,他身上的优缺点总是相统一的。我们一动笔往往就把那一面取消了,只剩下一面。因此使人感到不真实。这是创造人物申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看没有必要非要人物穿高底鞋,头上绕着光圈,丧失真实感。
前面提到,有些作品往往主要人物反而不如次要人物突出。我看主要原因是顾虑过多,老是考虑这是主要英雄人物呀!可别把他写坏了!所以就特别地慎重。慎重并不坏,但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心理上压力大,过分拘谨,就会写成四平八稳的人物。就像父母对于自己的孩子过分溺爱,缺点也成了优点,反而不能很好地分析他、了解他了。
反面人物:陆希荣
关于反面人物陆希荣的塑造。这个人物也是从生活中接触到这类人物后才形成的。我写这个人物的基本构思,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写个人主义的毁灭。小说出版之前,我去工厂听阅读小组的意见,一个工人说,陆希荣这个人物还不如让炮弹炸死算了,后来还回了国,又当了小伙计,生活还不错嘛!心里觉得不解气。实际上他从无产阶级队伍分化出去,当了资产阶级的帮闲,这就说明他已经从精神上完蛋了。我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歌颂集体主义,批判个人主义。如果这个界限划不清,那就很糟糕。在冲击封建主义方面,资产阶级作家们很英勇。他们用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去冲击封建制度和封建意识,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今天,虽然我们生活申遗留的封建的东西还很多,但是今天反封建残余,也还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反。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赞扬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在革命的历史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经常发生冲突的.因为闹个人主义,必然使集体受到损害,并且最后导致个人的毁灭。比如历史上的张国泰就是一个典型。他参加过“五四”运动,也搞过早期的工人运动,以后担任四方面军的领导人。长征中,他看到中央红军力量削弱了,就野心勃勃地要分裂党,最后成了可耻的叛徒。这种人当年在革命队伍里也扮演了一些角色,但个人主义恶性发展,终于离开党完事。在我们的生活里也有不少因个人主义毁灭的例子。所以我就想写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典型。因为这对我们的生活有教育意义。将来战争来了,这类人物还是会出现的。
《东方》既然是为未来战争作准备的,就有必要写这么个人物,同主人公作一个鲜明的对照,也是对正面人物的陪衬。决不能说一个人一参加革命就十全十美,但不少同志在革命斗争中把个人主义的东西扫除了,至少是减少了。也有些人没有,学了一些马列主义词句,当作装饰品,把自己的个人主义伪装起来,到某种时候就暴露了。在《东方》里,我又用另一个人物刘大顺来跟陆希荣对比。他是个解放战土,对共产党很感激,但因为入朝时他对新的战争不认识,起点不高吧,在战争开始他就趴下了,郭祥要揍他。但这个人和陆希荣不一样,他不是掩饰错误的人,他起点不高,但越来越高,渐渐对战争有了认识。这两个人物对郭祥都是陪衬,都是为了深化主题,从世界观、人生观上让人想一些问题。一个人哪怕起点低、觉悟不高,但只要忠诚老实,肯于改造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战土。反之,虽有才能但不注意改造,也不行。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