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营在紧锣密鼓中组建的同时，紧张有序的训练也随之展开了。
仪仗营是执行特殊任务的，没有现存的训练教材，也没有懂国际仪仗礼仪和富有训练经验的教官，包括营长王立堂，教导员翟白元在内谁也没有见过迎接外宾的礼仪场合。王立堂给公安部写报告，请求外调教官帮助仪仗营抓训练，不然难以走上阅兵场。
公安部从沈阳步校选调了宋荟等三名队列动作比较好的干部任仪仗营参谋，主抓动作训练。但他们也只执行过泽登巴尔来访时的仪仗任务，当时的仪仗远不能代表三军的形象和国家的尊严。因此，这些教官对抓好新中国第一支仪仗队的仪仗训练，也缺乏足够的底气。
在此紧迫之际，外交部想起了苏联“老大哥”，建国之初，毛泽东、周恩来都出访过苏联，检阅过苏联红军的仪仗队，中国的外交司礼程序与模式也都首先想到学习苏联的。
外交部为仪仗营找来了苏联红军仪仗队受阅的电影、图片和文字资料，这些东西虽然为新诞生的仪仗营带来了一定的依据，但毕竟已经跨越了国界，接受和吸收都需要一个过程。
外交部还请来了苏联仪仗训练专家。他们都是极其负责任的，一心想把中国的仪仗营训练成苏式的三军仪仗队。但是，效果却并不明显。这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苏联人个头高，按苏联训练模式摆臂高，步伐大，走起来很别扭，看上去也不美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中国军人的枪几十年来都一直是托在右肩上，走起路来自然美观而且方便，而苏联教官却一定要仪仗队员们把枪托在左肩上，不仅别扭而且又和全军的托枪动作相反。这样训练下去，仪仗队就无法代表三军的形象。王立堂向苏联专家提出来更改动作规定，苏联专家拒绝更改，王立堂没有当场再坚持，而是向中央作了反映。
周恩来很快作出指示：要从我军实际出发，形成中国仪仗队的特色，不要一味地学习外国。
王立堂、翟白元、刘玉明心里有了底，他们背着苏联专家开始研究中国特色的仪仗动作训练方案，一边形成理论教程，一边组织人探索动作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