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释这首词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作者。晏殊(991-1055)，字同叔，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抚州市)。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深获真宗的赏识而赐同进士出身。后复试，擢秘书省正字，尽阅秘阁藏书，学问益博。迁翰林学士，深为真宗所倚重，《宋史》本传载曰：“帝每访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纸细书,已答奏,辄并槁(应高上木下)封上,帝重其慎密。”仁宗继位后，更加信任他，历居要职。庆历中，更晋官至集贤殿大学士，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文武二职的宰相)。一年后罢相，贬为工部尚书，接着出任颖州、陈州、许州等地的地方官，后升任兵部尚书。六十四岁病逝，仁宗虽亲临丧事，但以不视疾为恨，特罢朝二日，死后赠司空兼侍中，谥元献。仁宗亲篆其碑曰:“旧学之碑。”
晏殊高才硕学，识见过人，知人善任。1027年，他留守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时，鉴于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于是“大兴学校，以教诸生。”延范仲淹以教生徒，吸引贤才，当是时，四方求学者咸集，其后显身于场屋与朝廷的，大多出于此。除范仲淹外，韩琦、富弼、欧阳修、宋祁等历史名臣，都出自他的门下。一时间把五代以来荒废已久的教育事业很快地振兴起来,一方面为国兴学,并且另一方面也为国养才和储才。
除了在教育上有所改革外,《宋史》也提到两件事显示出他的高超识见。本传说:“仁宗即位,章献太后奉遗诏权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各欲独见奏事,无敢决其议者。殊建言群臣奏事太后,垂帘听之。皆毋得见。议遂定。”另一事是:“陜西方用兵(指西夏寇边),殊请罢内臣监兵,不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备战斗。又请出宫中长物助边费,凡他司之领财利者,悉罢还度支。悉为施行。”足见他真是识见超群,文武全才。
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能诗善词,文章瞻丽,四六文、书法无不工。《宋史》本传说他“晚岁笃学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及删次梁陈以后名臣述作为集,选一百卷。”现尚存世为《珠玉词》及清人所辑的《晏元献遗文》。又编有类书《类要》,仅存残本。
他的词风继承五代,深受冯延己的影响,工于造语,写景言情均属上乘。一般评论认为他的词作内容贫乏，这是很不公允的。因为词在当时仍以写景抒情为主调，一直到了范仲淹才开始将边愁融入词作中，但也未能蔚以成风。冯煦《蒿庵论词》说得比较平实。“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要而言之，他在宋词的地位是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位置上，并对欧阳修、晏几道有一定的影响。他一方面吸收了《阳春集》的清丽蕴藉，另一方面又避免了《花间集》的浓艳纤巧，足见他在取舍之间从而形成自己特定的词风，论者誉其“导宋词之先路”,诚为恰当的评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出晏殊当时内心的悲痛。西风之凋碧树正充尽地道出那离别对他生命的冲击。有趣的是叶嘉莹女士却有完全不同的了解。叶女士在她的《嘉陵谈词》书里《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的三境界》一文中说：“在台湾，四季无鲜明之变化，此三句词所表现之境界颇不易体会得到，而在大陆的北方，每当玉露凋伤金风乍起之时，草木的黄落变衰是一种极其急促而明显的现象。长林落叶，四野风飘，转眼间便显示出天地的高迥。新寒似水，不仅侵入肌骨，更且沁人心脾。偶尔登高望远，一种苍茫寥廓之感，会使人觉得爽然若所失。”显然叶女士未读懂此处以树喻人之词旨！我出生于广州，成长于南中国的香港，在台湾读大学。大学时期对她的说法信以为真，后来长期居住在纬度极高的北欧始知其不然！每年的观察，都没有发现西风一夜之间凋碧树的现象，而是渐进式的。显然晏殊只是透过文学的手笔借树以喻人，说出自己内心的冲击而已！叶女士花了这么多华丽的辞藻去解说，正显示出她未正视晏殊内心之真实感受！
在她同一书中，有《大晏词的欣赏》一文，见解则更是新奇，她把晏殊归类为“大晏乃是一个理性的诗人”。在该文里，她说：“一般说来，诗人的性格可大别为两种：一种是属于成功的类型，而另一种则是属于失败的类型。属于成功的一型，就性格而言，可以目之为理性的诗人，而属于失败的一型，则可目之为纯情的诗人。”这种说法显然犯了两重错误。第一是哲学术语的滥用。第二是用成功型与失败型去区分诗人的“性格”为两种类别显然不合常理。假如以这观点再跟诗人的事业成功或失败产生一个必然的关连则更牵强。因为事业成功的诗人并不能保证其它方面就无挫折，尤其像感情一类的波折！这就会引致悲伤。而事业失败的诗人，也可能会在其它方面有所获，这就会引致快乐。并且，我们只能说某种某种的性格较易导致成功，或某种某种的性格较易导致失败等。而相反地用成功型或失败型去说一个人或诗人的“性格”则未之或闻！再由此进一步去推演出“理性的诗人”与“纯情的诗人”就更缺乏说服力了。至于理性一辞，依康德，可划分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前者是理性的思辨使用，后者是理性的实践使用。不知叶嘉莹女士采取那一种？还是另有其它？显然，叶女士作这种区分受到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把诗人区分为“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的误导。她在该文中也承认这一点。现在就让我们检查一下王国维先生的说法。《人间词话》里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越深则材料越丰富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越浅则性情越真，李后主是也。”
首先我愿意指出王国维先生这一段话有两点错误。第一、《水浒传》、《红楼梦》的作者根本就不是诗人，更不是什么所谓的客观之诗人，他们是小说家。小说家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于创作小说当然是有利的条件之一，但这也不是绝对的，还要看是写那一类型的小说。我看不出吴承恩、曹雪芹与诗人或客观之诗人有什么关系。第二、是哲学术语的滥用。“主观”、“客观”可以这样随意使用？是知识论的还是形上学的抑美学的使用？王国维先生没有界定。在《人间词话》里也就使用了一次而已。我们同情地了解他的上下文，可知他无非主要想说明“抒情”与“写实”各有不同的偏重罢了，何事于主观、客观？难道真的加上一些高来高去的哲学术语就更引人入胜或增加说服力？显然，叶嘉莹女士未经批判地将王国维先生的“主观之诗人”发展成“纯情的诗人”，而将“客观之诗人”发展成“理性的诗人”。她更把晏殊归类于“理性的诗人”之列！并据此把晏殊的一些作品作出了符合她的设定下之奇特解释。像晏殊的《浣溪沙》：“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惜眼前人。”同样的一句“不如怜惜眼前人”，在晏殊的《玉楼春》又出现了。“不如怜惜眼前人，免使劳魂兼役梦”，依我的了解，晏殊深切地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好好珍惜对方(可能跟《蝶恋花》里说的是同一个女孩子！)现在徒然地哀叹山河远隔，落花风雨，以及弄得现在魂劳梦役的，这又何补于事？为什么非要等到眼前的人真正地离他而去了他才会真正的觉悟？他才觉察出这是何等的愚昧？我想他心头里一直发出的话就是：“何必当初！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叶嘉莹女士却有完全不同的意解。由于她认定了晏殊是“理性的诗人”，所以她在同一文中如此解释说：“如满目一句，除念远之情外，它更使读者想到人生对一切不可获得的事物的响往之无益。落花一句，除伤春之情外，则更使人想到人生对一切不可挽回的事物的伤感之徒劳。至于不如怜取眼前人一句，它所使人想到的也不仅是眼前的一个人而已，而所该珍惜把握的现在的一切。而大晏在另一首玉楼春词中也曾有句云：不如怜取眼前人，免使劳魂兼役梦。由此一句之重复使用，我们更可以体认出来大晏之所屡次提到的眼前人，实在只是表现了大晏的一种明决的面对现实的理性。”确然无疑地，叶女士是先预设了一种看法，再由这种看法去解释晏殊词的内容，才会产很像晏殊变成了理性的诗人后，他的悲痛也变成了是理性的了。有理性的悲伤吗？叶女士在同一文中如此说：“我以为在正中的伤感中，有着执着的热情。在六一的伤感中，有着豪宕的意兴。而在大晏的伤感中，所有的则是一种旷达的怀抱。”固哉！这真是深文罗织啊！读晏殊的《蝶恋花》，相隔整整九百多年，他真实的伤痛，我仍能体切地感同身受，而叶女士在其所谓的“理性的诗人”的导引下，竟漠视别人的悲痛也如此！这正显示出她从未理解以树喻人之词旨实彰彰明甚。肯定地，理性的诗人是子虚乌有的。那么，你认为世界上会有客观之诗人吗？他又是谁？
(注):晏殊另一首词《采桑子》如此写：“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眬明,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手法与此相似,显然脱胎自李后主。
生出如此异于正常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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